近一段时期，有关执行力的话题引起了企业各界的重视，似乎企业执行力的问题到了如今方显其重要性。其实执行力的问题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从未改变，只是到了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方为人们认识罢了。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曾谈到：一个企业的领导要有将一件事从头抓到底的韧性。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执行力对于中国企业的重要性。国内许多企业领 导人的一个烦恼是，布置的任务或者一个制度经常得不到落实，或者落实得如何企业领导人不知道，这反映出企业执行力存在很大问题。
对于不同的企业，企业执行力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按照对企业依赖的中心不同，可以将企业的执行力分为3类：
第一类：号令执行力。即主要是对人的依赖性，公司领导者一声令下，员工齐心协力将事情做好的能力。
第二类：制度执行力。即主要依赖企业的制度，将企业制度严格贯彻和认真执行的能力。
第三类：创新执行力。即对于已经取得一定竞争优势和市场强势地位的企业来说，能够超越原有运营规则而进行不断创新的能力。
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不同的企业对于3类执行力的要求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企业的发展遵循从号令执行力到制度执行力，再到创新执行力这样一个顺 序。也就是说，在企业发展的早期主要是依赖人，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需要依赖制度，要想维持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就需要一种新的机制。
号令执行力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号令执行力可以分为个人号令执行力和团队号令执行力。由于号令都是由领导者发出的，号令执行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领导者进行正确决策的能力和领导者在下属中的威信。
在不同的企业中，宣传和突出的重点不同，号令执行力的表现也不同。有的企业善于宣传和突出最高领导者个人，这时企业的号令执行力往往就是个人号令执行力，而以团队为导向的企业，其号令执行力往往就是团队号令执行力。
一个依靠个人号令执行力的企业，往往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在中国企业中，这种强大的号令执行力更多的是个人号令执行力，其来源于优秀的企业领袖，例如海 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和长虹的倪润峰。而大家讨论较多的企业接班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个人号令执行力转换的问题。过去的企业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决策能力 使得他具有很强的个人号令执行力，一旦新的接班人上台以后，他的个人魅力和决策能力暂时无法为企业员工认可和接受，他的个人号令执行力将无法树立。这时， 企业运作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动荡。
而优秀的、成熟企业的号令执行力则表现为团队号令执行力，即高层管理团队所表露出来的号令执行力。团队号令执行力一般不会因为领导者个人的变更而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从个人号令执行力向团队号令执行力的不断过渡将是企业从不成熟迈向成熟，从成功迈向卓越的具体表现。
在初创型的企业中，号令执行力往往是比较强大的。因为这一时期，人们的团结精神十分突出，而且这时企业尚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企业的运作主要依赖于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只要员工认可了领导者的决策，就会不遗余力地执行。
而在一个大企业中，号令执行力的强弱可以反映出一个企业领导班子的团结程度和领导层的决策能力。事实上，优秀的大企业，号令执行力都是十分强大的。
制度执行力
相对于号令执行力，制度执行力的欠缺是大多数中国企业的软肋所在。制度执行力欠缺具体表现为：制度较多，但执行情况较差，有法不依的情况时有发生。
具体而言，制度执行力的高低取决于制度的合理性、可执行性、企业对制度执行的考核力度以及领导者对制度执行的身体力行程度4个方面。
首先是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如果一个制度本身制订不合理，那么员工必然会对这些制度产生怨言，员工执行这些制度的动力就不足。一旦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一点问题，员工就有了不执行制度的理由，从而拒绝执行制度，最终导致制度执行力的不足。
从企业运作实际过程中，真正由于制度本身不合理而导致制度执行力不强的状况并不是主要的，更多的是由于制度本身缺乏可执行性。
第二是制度的可执行性。长期以来，许多企业已经具有了比较完备的企业制度，但是具体操作起来，会发现这些制度的可操作性是比较差的。
从制度的可执行性方面，比较好的做法是以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表达这些制度，例如工作流程，将相关的工作程序以流程图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注明具体的工作任务、涉及到的部门、负责的部门和岗位以及需要进行的决策等，使工作程序一目了然，操作起来也便利可行。
中国企业在业务流程化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有的企业已经形成高效的业务流程，但在制度方面并没有予以表现，而仅仅是一些大部头的制度文本。有的企业业务流程本身就比较混乱，有待于进一步地优化。
所以企业要提高制度的可执行性，必须建立相关的工作流程，而不是按照过去的职能模式将规定写出来就万事大吉了。
第三是企业对制度执行的考核力度。有的企业建立了全面的制度，但没有相应的考核体系或者考核力度不够，使得员工遵守和不遵守制度没有相应的奖惩，长期下去，员工也就丧失了遵守制度的积极性。
一个好的考核体系，应该包括考核部门、考核标准以及奖惩标准。大多数企业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全面，要么考核部门不够明确，要么考核标准不够明确，要么奖惩标准不够明确，这些都影响制度考核的顺利进行，最终导致了企业制度执行力的下降。
第四，领导者对制度执行的身体力行程度。领导者对制度执行的身体力行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具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一个好的企业应该具有制度执行力较强的企业文化。只有具有这样的企业文化，企业才能万众一心，朝着企业的目标前进。
优秀企业的领导者都能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带头建立这样的文化。可以想象一个领导不能带头遵守公司制度的企业，员工是否能够遵守制度？要想提高企业的制度执行力，领导者应以身作则，在企业中塑造一个强有力的执行力文化氛围。
创新执行力
而对于许多号令执行力和制度执行力比较强的企业，尤其是已经取得一定竞争优势和市场强势地位的企业，需要通过创新执行力来不断提升企业的经营优势。
创新执行力需要企业员工能够突破现有的执行状况，根据企业和行业发展的具体特点，对原有的企业运营模式进行重新思考，进一步发现适合企业的新的运营模式，以维持企业在行业中的长久竞争力。
韩国三星电子公司的做法就比较值得借鉴。三星电子早期是一个依靠低成本扩张的企业，在市场上树立了廉价品牌的形象，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面对中国企业 的低成本扩张态势，三星电子意识到靠低成本无法获得竞争优势，针对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态势，三星电子毅然提出了要从数量为主转为以质量为主的经营，在市场上 树立高端的品牌形象，于是企业的运营模式发生了转变。根据美国专业品牌调查机构interbrand公司和《商业周刊》合作的“2002年度世界100大 品牌”排行显示，三星电子的品牌价值为83亿美元，居世界100大品牌的第34位，成为全球百大品牌中成长幅度最大的赢家。不仅超过了众多国际知名品牌， 而且还成为上榜的亚洲公司中，惟一一家非日本企业，从而与丰田、本田、索尼及任天堂一起成为亚洲5大品牌。interbrand品牌价值总监林德曼 (Jan Lindemann)指出：“三星有潜力成为全球消费电子产品的第二大品牌。”
如果企业只拘泥于号令执行力和制度执行力，那么三星不会拥有目前的竞争优势。只有不为现有的规则所束缚，不断超越现有的规则，对现有规则进行创新，才能不断维持企业的经营优势。
创新执行力的取得必须具有一种机制，它依赖于对人和制度的综合重视。所以说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摆脱对制度的过分依赖或者对人的过分依赖，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不断创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有一点必须注意，创新执行力是以号令执行力和制度执行力为前提的，一旦没有前两个执行力作为基础，只具有创新执行力的企业也许会维持一段时间的竞争优势，但必不能维持长久的竞争优势，因为这样的企业不具备取得竞争优势的牢固根基。
综上所述，号令执行力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一个号令执行力不强的企业必然是一个领导群体不具备威信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可能离消亡不久。
制度执行力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石，没有强有力的制度执行力做保障，企业的运作也就不能规范，企业的许多优势不能维持，企业的稳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而创新执行力则是企业不断壮大和维持长久竞争优势的前提。不具备创新执行力，就无法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也无法长期在竞争中立于潮头。

“许多企业家之所以在成功之后屡屡受挫，是因为他们总在赶时髦，企图抓住每一次机会，过分贪心反而导致失败。”易中创业董事长宋新宇认为。

宋新宇有一个贸易行业的客户企业，这家企业在食品领域很强，特别是一些特别食品的细分占有率很高。但企业大了之后，机会也多了。某段时间，化肥领域的利润率很高，这个企业就进入了化肥市场。为了抓住机会，几年后，企业进入了十几个领域。
“奇怪的是，尽管市场空间看起来越来越大，但企业总体营业额却没有明显增加，利润在逐年下滑。”这家企业的高管认为，问题出在管理上，只要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就能把握这些机会。
但在宋新宇咨询后，发现问题出在战略上，改善内部管理或市场营销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后，企业进行战略调整，重归最擅长的食品领域，利润开始逐年上升。
“盲目多元化使得这个企业浪费了许多资源和时间。”宋新宇说。
曾任ＮＯＶＥＬＬ中国第一任总裁的金明回忆说，在ＮＯＶＥＬＬ最初进入中国时，“面临主攻一个行业还是全面铺开的选择”，几经比较，在集中各部门尤其是 销售和市场部的调查研究后，选择了证券行业作为目标市场，专注于此。此后三年，ＮＯＶＥＬＬ中国公司的销售额持续增长，名列ＮＯＶＥＬＬ亚太地区首位。
“决定谁不是你的客户，可能比决定谁是你的客户更加重要。”金明说。
长江电力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寇日明告诉记者，许多企业采用多元化的理由是“分散风险，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实际上，“多元化是投资人的哲学，根据 资金来源、期待回报和能承担的风险，确定金融工具、投资期限、货币种类等的合理组合来降低风险。而在实业领域，只有专业化才能做强做大。”
寇日明认为，从增加收益和降低风险考虑，专注对企业更好。
首先，组织的能力是有限的，在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单个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做；
其次，从收益和风险的平衡来讲，企业多元化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盈利率和抗风险能力。而且，企业在以往的经营中会获得许多隐性经验，从而决定了在熟悉领域扩张比再去开拓一个新领域风险要小，成本要低。
“除非企业从事的是一个夕阳产业，必须进行战略调整，否则就没有理由去多铺摊子。”
宋新宇很欣赏深圳万科“做减法”的智慧和清醒，“做企业、做人、做事，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一个阶段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情。”

历经了无数风雨的创投业，就像一条在海上寻宝的小船，遥望着对岸的那座“宝矿”，就是难以顺利到达。每年最后结算数据的公布宣示着每家投资公司一年来经营 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面对每股税后纯利在几元至十几元不等的亮丽业绩和企业倒闭带来的悲惨结局，创投公司和初创企业的神经都已经锻炼得足够坚强和冷静。在不 断磨合的过程中双方在融资和投资的理念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理性”这个原则，近日，在ＶＣ行业研究机构清科公司组织的一次初创企业与创投公司的交流会上， 近百个席位座无虚席，场面热烈，一些投资家和实业家就早期新创项目如何获得创投资金进行了面对面的探讨。
评定标准更实际
有资料显示，今年二季度我国创业投资大幅下挫，２１家创投机构投资总量为１．３３亿美元，较第一季度的２．４亿美元下降了４５％，面对目前的低潮，投资界 的投资观念在此种环境下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宏 技术投资亚太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友忠先生说：创投公司本应把资金投到新的项目上或帮扶种子期的企业，为他们“雪中送炭”，但现在最重要的却是“规避风险”。
创投公司也是一个企业，只不过它经营的是“资金”这种特殊的商品，按照商场上的经营法则，创投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获利，如果旗下所投资的公司不能赚 钱，创投公司则没有投资的必要。所以日益成熟的创投公司在选择投资目标时评定标准更加理性和实际，即不再挤在狭窄的技术含量、高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这些框 框内，而是在更宽广的视角下把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来自美国的投资公司——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赵军说，公司目前已经进行了５轮投资，投资了 ６０多个项目共３亿美金，这些项目有从早期到晚期的制造型企业、有传统企业也有到高科技企业，但无论是ＩＴ业还是传统行业，“我们更看重的是企业是否具备 盈利能力，而不是项目的先进性等条件”。对于初创企业，早期没有任何收入之前，唯一鉴定项目的标准是产品是否已经被市场接受，“市场是定义你项目好坏的唯 一标准”；已经有着３次投资初创企业经验的招商局富鑫（台湾）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李岳贞先生表示，目前衡量一个初创企业是否值得投资时，“技术含量是否最 高”已经不是最主要的，现在在中国只要你的技术能保持领先６个月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这个项目是否有足够大的市场，仅管项目再好，市场不够大，也不是投资 的最佳选择。
从大学毕业就和创投公司打交道、已经经历了１０多次不同融资活动的吴峻，现在自己创业时发现   相对以前投资公司考察你注重看项目、技术含量和市场前景等而言现在大多数的投资公司又增加了内容就是已经在关注你是否已经开始有收入或利润了。
执行能力最关键
在对初创企业投资的风险和回报问题上，几家创投公司几乎表达了同一种看法，即将各种资源整合起来的执行能力将是初创企业调控风险和获得回报的最关键，也是投资初期考察最可控的因素。
一个投资计划成功的定义就是，资源加上技能来获得更大的资源，赵军表示，对初创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具有能利用“钱”这个资源、通过你的技能获得更大 资源的整合能力，目前有很多初创企业的各项项目指标衡量起来相差无几，差别最大的就在于这种技能。比如以前投了一家技术、市场各方面都看好的公司，后来却 失败了，这个公司的经理在最后总结失败时说了实话，以前他最多只领导过四、五个人，现在却要管理一二十人，没有经历过人才和团队的磨合、整合过程，缺乏把 各种资源整合起来、提高执行能力的经验；龙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强分析说，投资初创企业早期的项目风险准确估计出来很难，对创投公司来说相对 容易看到的是企业资源整合的能力和人的因素。如果公司的团队很特殊，比如来自一个规范企业、可复制性很强、有良好的客户资源组合和技术资源，这样的初创企 业会比较容易脱颖而出，得到投资。
专业研制软件开发管理工具、刚刚得到一家创投公司支持的汉星天公司总经理刘晨也用事实说明：每个成员都有创业精神，由他们组成的团队能对各种资源发挥最优 良的执行能力，这是在融资初期最吸引投资家的地方。另一位融资成功的初创企业经理也表示，在不具备融资条件时，应该集中精力先把自己公司内部的事务做好， 在局部的小范围内分期实施自己的项目，用阶段性的成果来证明它的合理性，对要获得创投资金的初创企业来说这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No two persons are the same.

 2 ..一个人不能改变另外一个人

 One person cannot change another person.

 3 ..有效用(比光是强调道理)更重要

 Usefulness is more important.

4 ..我们只是活在由自己的感官所塑造出来的主观世界

 The map is not territory.

 5 ..沟通的意义决定于对方的响应

 The meaning of communication is the response one gets.

 6 ..重复旧的做法只会得到旧的结果

 Repeating the same behavior will repeat the same result.

7 ..凡事必有至少三个解决方法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solutions to every situation.

 8 ..每一个人都选择给自己最佳利益的行为

 Every one chooses the best behavior at the moment.

 9 ..每人都已经具备使自己成功快乐的资源

 Every one already possesses all the resources needed.

 10 ..在任何一个组合里最灵活的人最能影响大局

In any system, the most flexible person has the control.

 11 ..没有挫败只有响应讯息

 There is no failure, only feedback.

 12 ..动机和情绪总不会错只是行为没有效果而已

Intentions and emotions are never wrong, only the behavior has not been effective.

例如手上有一堆事情，其中一件是最重要的事情，最多需要1个小时，现在是9点，要求在12点前做完。
这时就可以规划：
最晚11点开始做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手上没有对及时性要求高的事情，那么9点就立刻着手了。
如果同时还有其他的非常急的事情，在11点前，先力所能及地解决一些很急的事情，尽量能做多少做多少。但是到了11点，无论如何放下手中的事情来做那件重要的事情。
如果有两件都很重要的事情，例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也需要1个小时，这时候我们就要提前一点，在10点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要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做这 两件重要的事。当然，这两件事情如果有主次，先做最重要的。另外，除了考虑自己的时间安排外，如果这些事情还需要别人的配合，也请考虑到别人的时间安排。 如果对别人的配合要求度比较高的，稍微提早一些开始做重要的事，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别人出了差错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纠正。
如果有三件重要的事情，类推。
总之，排好重要事情最晚开始行动的时间（稍微提前点，留点机动），然后先做琐碎急事，然后做重要的事情。

另外，尽量满足多数。A、B、C、D四件事情估计分别至少要1、2、3、4个小时，都很急且同等重要。（如果不是同等重要，参照情况1）
这时我们只有6个小时，明显就应该按A－B－C的顺序来做，而不是试图D－C。
因为前者你可以做好3件事，后者你只能做好1件半。
总之，如果事情重要性、及时性要求相同，先做时间要求少的。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事情是必须按先后顺序来做的。例如大学生做勤工俭学在生活服务部做点服务性质的工作如出售电话卡、上网卡，各种登记工作。
服务性质的必须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做，否则有失公平。

这则寓言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做事要分轻重缓急，机会来临稍瞬即逝，如果我们过多的去追求一套完美的解决办法，或者力争达到统一认识，但等制定了一个完美方案或统一了认识后，这时，机会已经错过了。

         应 当说，智慧有许多形式，宗教、玄学、纯粹数学、逻辑等等，它们在鲁滨逊世界中照样能够独立存在，许多修行者还特意远离尘嚣去追寻那种智慧。但是世俗智慧是 另外一种形式的智慧，它指一种对普通大众的日常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包括对这些世俗的个人互动形成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解。其关注的是一群世俗的人 （有七情六欲，也许并不高尚纯洁）在现实的环境中如何实现互动达到彼此的和谐。如果说人一半是天使一般是野兽，那么世俗智慧主要是针对人的野兽的那一半的 可能性而提出的，它所关注的问题非常务实：一群野兽在一起能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如何使野兽也能向天使一样行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世俗智慧不仅教导我 们如何对待天使（善），更要教导我们如何对付野兽（恶）。
　　
　 　　　也应当说，并非在经济学充分发展之后的今天才有世俗智慧，许多年前人类就已经有非凡的世俗智慧。孔子大约是那个时代人类最有世俗智慧的人之一（在那 被历史学家称为“轴心时代”的时代里，人类社会后来的许多道德伦理与政治的根基都被奠立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在过去不无道理。即使是在今 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行为准则也没有过时。熟悉演进博弈的人，都可能知道，人人都奉行这种行为策略的社会是一个实现的福利很高的社会。大约年 代相当，在西方，撇开宗教精神不论，基督教也蕴含着极其深邃的世俗智慧，任何读过《圣经》的人都可能从中领悟智慧。《圣经》里提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8：12等）” （这是待人处事的“黄金原则”，与孔子的准则相比，前者在积极，后者在消极，会解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人可以仔细体会这两种策略的社会后果，就当做一个练 习。当然这种差异也许已经不需要强调，因为社会只要提倡其中任何一种，就已经足够好了）；并且意味深长的是，明确提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 神（马太福音22：21，马可福音12：17等）”（这意味着政教分离，世俗社会的治理具有独立于宗教的价值）。

         还 应当指出，也并非只有经济学才贡献世俗智慧，法学、社会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也贡献世俗智慧，尤其是法学家。举一个例子：孟德斯鸠曾经注意到一个故事，为什 么古代俄罗斯比中国凶杀案的发生率更高。他发现，在中国，抓住小偷不至于把他打死，而在俄罗斯被当场逮住的小偷却要被打死。在后面这种法律制度下，小偷就 有很大的积极性杀人灭口。所以，所谓的“乱世重典”也是有条件的，并非刑罚越重就越能阻止犯罪，有时候，过重的刑罚反而会使人们有激励进行更严重的犯罪。 熟悉激励理论的经济学子应该很快能明了这其中的道理：不能狠狠惩罚那些我们认为有害的犯罪实在不是因为这种行为应该原谅，而是因为无法给那些比这种行为更 严重的犯罪处以重罚。我们最多只能判人死刑，最严重的惩罚只能给最严重的犯罪，这样才是激励相容的，如果所有犯罪都处以同样严厉的处罚，孟德斯鸠的悖论就 会出现。而且，如果不能把所有犯罪的人都处死，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刑罚的正当性以激励那些刑满释放的人认为自己所受的惩罚是“公平”的，从而重新皈依社会 规范。实际上，法学的世俗智慧与经济学是如此地相容，以至于法律经济学成为了今天法学理论的主流，这不仅仅在合同法、商法领域，在宪法、刑法、诉讼法等方 面，经济学也都大行其道。而在有关法律的实施后果的评估方面，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更是显示出优势，行为法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将可以实实在在为我们理解人们 的守法与违法行为提供新的智慧。
　　
　 　　　那么，经济学究竟提供什么独特的世俗智慧呢？这需要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说起。许多人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大加抨击，以为找到了经济学的软肋。主要的误 解可以笼统地分成三类：一类是道德上的抨击；二类是行为学上的批评；三类是技术上的批评。先看道德上的抨击是如何荒谬。我们只要问：哪个人能站出来说他做 任何事情都一点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休谟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向你描述了一个人，他完全没有贪欲、野心或报复心，除了知道友谊、宽容和公共精神之外没有其它 快乐的源泉，那么你应该立刻觉察这是彻底的谎言。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绝对的利他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绝对利他主义者如何能活下来，难道这世界上除 了他之外没有饥饿的人吗？），而利他如果不是指一种动机，那么在行为上的利他根本就不需要绝对的利他主义来解释。我并不否认利他主义对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 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区别利他在社会中存在与在个人身上存在是两回事。利他主义是一种社会存在并不需要每个个体都绝对无私（实际上这不可能）。
　　
　 　　　也许目前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幻觉了。我们已经老早就看穿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但为什么却看不清自己的本质？英国人就比较有智慧， 当光荣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忘记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议会与辉格党人就比皇帝更不会滥用职权，他们难道不是肉长的吗，新的与老的有什么不同？所以他 们并不是要新的皇帝代替旧的皇帝，而是要议会与皇帝互相制约打破彼此都有可能的独裁。光荣革命并没有革掉人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利益的这个行为特点，只是改 变了一下社会机制。如果60年前大多数中国人就明白这点，我们现在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惜没有。
　　
　　　　再说行为学上的批评。的确，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不是像解博弈论专家解PBE那 样考虑问题，很多时候是凭直觉，是有限理性的。这种批评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改进。只要我们承认人或多或少要为自己考虑，在世俗层面，我们就不得不为此做 出相应的对策，那么经济学提供的智慧就大有用武之地，至于人们在智力上有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一个“量”的问题（你想不想赢和你能不能赢的区 别）。其实对于现代经济学而言，理性的假设不过是一个脚手架而已：建楼的时候要用它，但是楼建好了就没有脚手架的影子了，大厦的形状不是由脚手架的形状决 定的。但是，脚手架并非无关紧要，没有好的脚手架，就无法顺利建成大厦。对于研究世俗的人的真实行为而言，理性假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脚手架。不管个体的动 机是什么，利他也罢，利己也罢，但是他必须知道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如果互动不影响技术边界，利他还是利己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没有影响；如果互动影响技术边 界，那么不管想利他还是想利己，他们都需要同样多的关于博弈结构的知识，甚至利他主义需要知道的比利己主要还要多）
　　
　 　　　第三类批评主要是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的：既然是研究人们的日常行为，为什么要用那么高深的数学，那与世俗智慧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 研究者需要的知识要远远超过行为者自己的知识。鸟不懂空气动力学，却可以飞的很好，但是研究鸟类飞行的人却要懂空气动力学；细胞不懂分子生物学，但是研究 细胞行为的人要懂。当事人可以象《庄子》中的百足之虫一样“动悟天机而不知所以然”，但是研究者却还要知其所以然。高深的数学对于理解人类的行为及其互动 实在是必要的。当然，也需要指出，既然是研究人类的世俗行为，内省对经济学研究也非常重要。这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最大的差异所在。从自己 内心的感受出发，基于常理的理解和推测往往能够成为检验一种经济理论的有力工具，这是经济学的直觉与物理学的直觉的不同之处，在此就不多说了。
　　
　 　　　总结起来，可以大致将经济学的提供的世俗智慧定位为，将人类预设为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他们的互动及其后果。迄今为止，经济 学贡献的最伟大的世俗智慧，莫过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我们早上能享受的可口的面包不是因为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利益使然。这个洞见并不是鼓励人们一 定要自利，更不是鼓励人们一定要极端地自私，而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是不是即使每个人都没有那么高尚、都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仍然存在增进社会福利 的可能性？这种可能可以在“自由市场制度”下达到。这种智慧的火花也许已经更早就萌芽了。中国古代的韩非子曾经提过：医生为病人吸出伤口的毒不是因为亲 情，而是因为利益。韩非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父亲听到军官对他当兵的儿子很好的时候，反而大哭，因为哪样儿子就要为军官卖命了。但是，是斯密首次做了系统 的论证，并将他与国民福祉及其增长联系起来。可以说，自由市场制度的确立是近代以来人类最大的进步，难怪斯蒂格勒认为，人们今天的进步大部分是来自市场而 不是其他的组织，更不是政府。同时，斯密恰当地指出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是一个“守夜人”。这种智慧与宪政理念互相印证：在政府万能论下不可能有真正 的宪政。弗雷德曼曾经不无自豪地声称，达芬奇创作艺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莎士比亚创作剧本都不是响应政府或某个组织的号召的结果。当我们在期望政府为社 会承担更多的责任的时候，政府从我们这里剥夺过去的权力往往是随着责任成倍增加，而要求控制的资源则增加的更多。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慨叹，就对市场与政府 的关系的理解而言，中国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斯密时代的英国人的水平，所以在中国，能推进人们对这一关系的认识的任何人（当然包括经济学家）都可以算是有智 慧，相反，对于开倒车的人，就算他在国际期刊上发再多文章，也只能算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却不见的有智慧。
　　
　 　　　尽管斯密的智慧极其宏伟，但是求知之路没有尽头。博弈论的提出与应用，指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如果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互动环境下，那么社会 的福利有可能无法达到最“好”（也就是在技术上本来可以是更好，但是却无法达到）。这一般被称为囚徒困境。那么囚徒困境是不是说明斯密的理论失效了呢？不 是。其实仔细地看囚徒困境，它并不是两个囚徒的博弈，背后还有法官、警察、公众、甚至还有黑社会（如果这两个囚犯来自一个团伙）。对于“白道”来说，囚犯 的困境正是所期望出现的结果，不能说出现囚犯困境对社会就一定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恶制恶”是极其重要与高超的世俗智慧。这个智慧与斯密的智慧地一 脉相承：斯密说“利己惠人”，博弈论说“以恶制恶”。今天，经济学已把博弈论迅速接受为主流的方法，经济学家也已对“以恶制恶”的可能性知道更多。如果警 察可能渎职，法官可能受贿，廉政公署本身需要“廉政”，反贪局长自己也贪污，公众自己却喜欢违法（只要有利可图），那么“社会如何可能”？任何主张通过增 加监督机关的说法都需要经得起人们这样的推敲：谁来监督监督者？“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奥肯剃刀原理完全适用：如果对反贪局长的监督难度与直接监督其他 局长的难度一样，那么为什么要增加反贪局？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一个叫“核心定理”（core theorem）的命题里（Basu，1998）： 凡是能被最终实施的行为是包含社会所有成员在内的“大博弈”的纳什均衡，如果不是纳什均衡，那么通过增加科层的级别（例如设置反贪局、稽查员、巡视员等） 不能提供新的好处，除非科层数目的改变打破了原先的均衡，并且产生了一个新的福利更高的纳什均衡（完全有可能产生一个更差的均衡）。这种智慧难道不应该是 一种常识吗？我们已经知道，哪类博弈对于参与者的数量是敏感的，例如古诺竞争，一个寡头的时候会剥夺所有的剩余，但是两个时的均衡就大不一样，当数目为无 穷多的时候，寡头只能得到零利润了。这又回到了斯密的智慧：政治的贤明并非来自政治家的高尚道德，而乃是来自给定制度下利益的制衡！所以民主制度并没有什 么神秘之处，无非是让两只力量相当的狗互相咬，最后都成了看家狗，轮流看家。主张“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的单一思维，实在不是世俗智 慧。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主张政治家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主张应该有一种对付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政治家的办法。尽管人们也许有许多善良纯朴的愿望，但 是把社会制度的良好运行建立在掌权人的高尚动机的假设之上，这比把高楼大厦建立在沙滩之上还危险。学过博弈论的人应该有印象，一个良好的制度是稳健的，而 不是实施一个刀刃上的均衡。先小人（非均衡路径的规定）后君子（均衡路径的规定）的制度就比先君子后小人的制度更稳健，因为它能抗万一高估了政治家水平的 风险。把十几亿人的身家性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均衡是千钧一发的均衡。这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高估了人性，另外一种是对人性失去信心。所以美国人 很务实，他们认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
　　
　　　　这样的理解也适用于所有的组织与机制设计领域。1970年 代以来的经济学的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提供了许多对组织运行的世俗智慧，例如契约与激励理论，拍卖与机制设计等等。真正懂这些理论的人一定会叹服经济学家构 思的巧妙和智慧。以拍卖理论为例，拍卖并不是仅在拍卖行中发生，也不限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体育比赛、排队、跑官、贿赂、晋升、审批、求偶等等实质上都是一 种拍卖，只是标价的凭借不同。甚至在动物界，也有拍卖：两只狮子争一头牛就是一种第二价格拍卖。没有经济学家的探索，这种人类社会在2000年前就产生的解决未知偏好下稀缺资源配置的智慧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被发扬光大。所以Myerson和Kerempler这 样的大学者主张经济学家都应该懂点拍卖。在组织领域，也有太丰富的智慧，仅举多任务委托代理做一个例子：摆在摊头的肉的质量比包在饺子里的肉的质量容易观 测，如果一个人既开肉铺又开饺子店，那么好的肉就会挂出来卖，差一点的肉就包到饺子里去了。这个最基本的原理可以用来理解中国官员的许多行为，有心的学子 可以在这个领域写好多好文章。另外，外部竞争与组织类型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张维迎教授曾经正确地指出基于控制的组织与基于效率的组织的 区别（例如，正职领导应该竞选，副职应该由正职任命；但在中国却刚好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演进方向是一直朝着控制最大化方向，而不是社会福 利最大化。但是控制会上瘾，权力会导致腐败。虽然历史上，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强，但是组织的竞争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在于越是追求控制的组织，越会倾向 于选择听话的官员，而不是越有能力的官员，决策者得到的信息就越失真。你的权力越大，人们欺骗你的积极性就越大。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反腐败，什么是扬汤止 沸，什么是釜底抽薪，一清二楚。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也告诉我们控制权的重要性：没有控制权的产权是水中月、镜中花。如果你不能对使用阳光的人收费又不能将阳光藏起来，那么太阳的 产权属于你就没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来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产权永远是私有的（但不一定是排他的），只是私有的方式不同而已（是按照权力还 是按照能力等等）。那些对公有制报有幻想的人应该想想，他拥有的国有资产与他拥有的阳光的产权有什么区别。一些人会说，假如国有资产不流失，国家可以因此 多提供福利，那我们就可以少交税，这不是很好吗？可惜这种想法太天真，除了垄断性行业之外，哪些国有企业能盈利？那么多银行坏帐那里来的？我们可以稍微分 析一下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如果官员不腐败，将国有资产公平有效地转让到有能力的经营者手里，并不是一件难事，就业、社会保障等都可以公开做价，人们不应该 反对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化，所以反对的是腐败而不是国有资产转让；如果官员是腐败的，那么国有资产转也罢，不转也罢都要流失。人们争议的问题可能在于，如果 官员是腐败的，那么是应该先停止转让等他们不腐败了再说，还是继续转让。如果是前者，明眼人应该知道等所有国有资产都烂光腐败也不会结束。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比较利益得失应该从实际的利益出发，而不是根据空头支票上有几个零，索性断了这层幻想还更能看清真正的问题所在。打蛇要打七寸，我们应该将目光集中在 反腐败上，并且将反腐败的讨论深入到制度层次。可惜没有。那些自称为或被称为“学者的良心”的人，并没有去真正捅破真实的谎言。
　　
　 　　　作为世俗智慧，除此之外，经济学还能够为我们反思与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观念提供新的线索。例如，关于“诛心之论”。我认为这绝非制恶之道。我 们需要分清“恶行”与“恶念”，我们只能观察到“恶行”（有时候连恶行也不容易观察），但无法直接观察到“恶念”。如果恶行是可以观察并可以确认，我们基 于恶行进行惩罚，惩罚的是“恶行”这种行为；如果恶行没有被观察和确认，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恶念”？注意，在身份社会，我们惩罚的是恶人；而在现代社会， 我们惩罚的不是恶人，而是恶行。这个转变，是对个体自主的意志能力的唤醒与确认，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差别，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在法律上我们也区分故意和过失，这似乎是基于动机，但实际上还是基于行为，故意动机在行为上体现为故意行为）。
　　
　 　　　实际上，问题很简单，暴露坏人的目的并非出于一种对别人内心世界的好奇，而应该是怎样才能对社会更有利。在现代社会，如果我们无法一一辨明“好人” 与“坏人”（至多我们只能通过辨明“好事”与“坏事”来推断），那么不要急于给人定性，可以鼓励那些“坏人”出于假装好人的目的不得不做好事，而且更重要 的是不至于把一个本来不怎么坏的人逼成坏人（用博弈论的话说，就是预期的自我实现：你认为对方是坏人，所以就处处对他坏，因为你对他“坏”，出于自卫，他 不得不反击或者做了对你不好的事，于是这刚好让你证明他果真是坏人。历史上，据说杨国忠为了证明安禄山要造反，处处逼迫，终于向玄宗证明了这一点，但证明 的时候恰恰也是自己因此丧命的时候，陪葬的还有唐王朝）。在这个问题上更极端的做法是，想当然地根据出身把一个定为坏人，例如文革中的“黑五类”，这实在 是一种更大的“恶”。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去接受这样的事实：能确认的恶行并加以惩罚的恶行总是少于实际上被我们观察到的恶行，我们能观察到的恶行总是 小于那些可能导致恶行的恶念的数量（用数学的表达是：任何一个逻辑系统内，我们能严格证明为真的命题集合是所有真命题的真子集）。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事前 与事后、一类错误与二类错误之间做折衷。任何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理想主义的做法不仅不可能而且反而容易导致更大的灾难。所以现代人应该对极端主义保持警惕， 不管这种极端注意是基于某种道德的纯洁、宗教的正义与国家或者民族的利益而提出。
　　
　 　　　与此相关，当我们观察到“善行”的时候，不要轻易地为“善行”按上一个恶的动机。如果一个人不违法，不做坏事，为什么要鄙视他不违法、不做坏事的动 机？那怕那仅仅是出于对法律威慑的恐惧。我记的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富翁子女不在身边，二十年来生活起居都由一个佣人照顾，临终前，他要将所有的遗产都给这 个佣人。旁人（也许包括他的儿子）都说这个佣人是盯着他的财产才这样照顾他的，不是真心。但是富翁冷静地说：二十年的照顾，假的也是真的。“主人们”应该 仔细想想，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孔子老早就说过，“观其言，察其行”，现代人更应该如此。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宽容。宽容作为先动（first moving）策略是应该值得鼓励的，但是作为后动方（second moving）， 宽容却并非是一个对个人对社会最有利的策略。当应该惩罚的时候不惩罚就是一种是非不分，等于姑息坏事。但是惩罚是要付出代价的，许多人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 （很多人吃了亏的时候，因为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付出的代价还比吃亏更大，尤其在吃的亏要不回来的时候，吃亏已经成为一种沉没成本）。做坏事的人预期到了这一 点，他就有更大的积极性做坏事。利他主义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不是很计较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行为背离社会规范的成员（已经有许多生物学家研究 了动物社会存在的这种行为）所以孔子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报就意味着是后动方），为什么不是以德报怨，孔子回答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是啊，如 果作为后动方，对先动方的策略没有区别对待，那么“美德”就不能真正成为美德，不能为先动方提供激励。
　　
　 　　　再一个例子是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泛道德主义不仅仅对于建立良好道德没有好处，反而有害。熟悉战略性模糊理论的经济学子应该明了这种智慧：水至清无 鱼。一方面，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应该对个体的行为做出法律上的界定，有时候能界定却不界定反而对社会有好处；另外一方面，法律要考虑执法者本身违法的可能 性。中国似乎有一个悖论，对私人道德的指指点点与对公共决策与公共权力的毫无约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所以只能 诉诸道德约束，但是这容易使人注意力转移。总的来说，我们要避免三种幼稚的行为：一，不知其恶；二，知其恶而不知制恶之道；三，向善却不知扬善。的确，如 果没有智慧，善花完全有可能结出恶果；善于运用智慧，恶花也会有善果。光有一颗善良的心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教我们善良，而且也教我 们如何善良。
　　
　　　　 大到国家制度，小到日常生活，经济学的智慧对我们看问题都富有成效。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尤其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并非只带来好消息（对古典 精神的现代诠释），同时也带来了坏消息，那就是对于一个包含所有的社会成员在内的大博弈，完全存在一种所有人都欲罢不能的困境，所有人会选择或维持一种对 所有人都不利的制度、观念、习俗和文化。这大约是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在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问题。许多人可能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困境所在，却 无法改变，这也许是“铁屋子”里早醒的人悲哀的缘由。我们不得不承认知道困境与解决困境是两码事。
　　
　 　　　实际上，个人对于社会非常渺小，要想整个社会变的更美好，个人的贡献相当有限，即使是不可一世的政治领袖与枭雄。“善”往往是千千万万人合作的结 果。但是使社会变差，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能力，一个普通人也可以也做到，例如水源投剧毒，将传染病传给别人，生产假药，如此等等。社会因此遭受的损害要比个 人从中得到的好处大的多。对于政治领袖而言，要使一个社会稳定进步10年非常不容易，但是要使社会倒退50年， 却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积于蛛丝，毁于泥沙”，这种“成就”与“破坏”之间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物理规律的作用使然，极端的例子是杀死一个人 很容易，但是要死而复生很难，而且有时候根本就不可能，从有序到无序很容易，但从无序到某种特定的秩序却很难，而且其中的变化不可逆。社会进步和财富创造 需要众多个体有序的合作，但是破坏却很简单），使得政治家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能避免“败事”的政治家就已经算不错了）。所以，如果不是靠整个 社会机制的力量，政治家个人想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社会进步的艰难的原因。从博弈的角度看，在这个大博弈均衡的形成与变动，个体的作用 非常有限，有时候甚至希望渺茫。那些胸怀大志的人往往忍受不了这种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喜欢“浪漫的革命”，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从陈胜吴广发出第一 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中国农民革命了2000多年，今天农民的政治地位又怎么样？如果我们反对的不是某种制度，而是反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朝代，如果我们改变的不是社会机制（权力结构与信息结构），而是改变掌权的人或集团，那么再革命2000年， 中国的农民的政治地位还是如此！改变个人命运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彼可取而代之”，不改变制度只改变身份，这可能可以使某个弱势集团不再受压迫，而有另 外一拨人成为被压迫的对象；另外一种是通过改变制度，但是却不一定能迅速改变自己的现状。前者是高风险高收益的行动，可以内部化个人收益，历代的农民革命 多半如此；后者多半属于吃力不讨好的，短期内收效甚微的行动，而且带有很强的外部性（很多人遇到路障的时候是绕行而不是选择去推开一点点）。真正对社会进 步有建设性意义的是后者，前者能改变个人的命运却不能改变社会的命运。所以我喜欢朋友的一句话：“宁可十年不将一军，也不可一日不拱卒”。中国人正需要这 种耐性与坚持。是的，2000多年来，大的革命百年一次，小的革命不计其数，我们将军将了2000多 年，但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将死专制和集权的社会机制。每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有许多热血青年总想做一番“大事业”，崇拜引无数人竞折腰的英雄，个人 事功异化成了目的，“以百姓为芻狗”。却不知道推动社会进步实在是比破坏容易的多，不知道改变某个集团的命运不等于改变社会结构，我们要打破是一个格局， 而不是要更换局中人的角色。
　　
　　　　然而，渺小不等于虚无。没有千千万万这样个体的作用，均衡从哪里来？对于不幸的个体，有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例如阿Q； 但对于不幸的社会，谁可怜？谁可恨？如果我们还处在一个“坏”的均衡里，这说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均衡的支撑者，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还是无 意。可悲的正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如果你想对社会有贡献，不需要权力、金钱、地位等等，只需要不沦为“在均衡里的大多数”，甚至只要意识到这点就是 一种贡献，因为这至少使一个社会成员获得心智自由。那怕这么做的影响很小很小，却是我们能力之内的。任何人不需要为他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忧虑，应该羞愧的是 没有做好自己能做并且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我们首先要帮助自己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在自己没有获得自由之前，却要解放“世界上另外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的三分之二人民”，这是荒谬的。其实，不要低估任何边际上变化的意义。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民主的时候，特别提及“乡镇精神”的重要性，我们也 会发现，他们一个普通民众的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比国内的专家要有见地的多，这就是世俗智慧的差距。只有当智慧成为普通民众的常识的时候，才可能支撑的起现代 法制社会。
　　
　 　　　记得古老犹太法典里的一句话：容忍不能改变的（仁）；改变能改变的（勇）；知道二者的区别（智）。仁与勇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别人无法干涉，如果经济 学对于改变中国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教我们区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什么是短期能改变的，什么是长期才能改变的。让公众知道这一点是所有 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有的话）的责任，而那些自诩“忧国忧民”却毫无智慧、开出的药方的毒害比疾病本身还厉害的所谓学者，实在是不配称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是 出于沽名钓誉，就是脑筋没转过弯，或者兼而有之。不要轻易相信“愿望是没好的，只是过程出了问题”的借口（这种说法只在你好朋友圈子里适用，但对于官员、 公共知识分子不适用），也不要轻易跟从他们的指责：某某人提供一个好主意背后是有其利益驱使。对于公共政策而言，主意只要是好的，哪怕他受利益集团的驱使 也可以接受；主意如果是坏的，哪怕目的再纯洁也枉然。政策建议要重效果，学术研究要重论证。而且，一旦两种智慧之间出现冲突，则肯定需要另外一种更高的智 慧去解决（两种智慧之间不应该有冲突）。即使对于拥有世俗智慧的人，他也需要谦逊，任何世俗智慧都是有局限的（因时因地因人），过份夸大人类智慧，就象过 份将道德律令绝对化一样危险，所以深刻认同智慧的有限性也是一种世俗智慧。也许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提到马克思的经济学。应当承认，马克思本人具有深邃的社会 洞察力，但是很难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那么既然任何科学知识都是可积累的，为什么建在高处的楼没有建在低处的高呢？要么 原来的楼就建立在低处，要么后来的人根本就没有建设甚至在拆墙）。马克思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惜的是，批评可能使接受批评的人收益，但是批评别人而 自己却同时犯了更严重的错误的人却不一定能从自己的批评中收益。如果我们拿出批评别人的精力的十分之一用以改进自身的问题，那么好处会大的多。就象《圣 经》里说的：“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马太，7：3）。
　　
　 　　　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所有有眼光的人都曾经、正在或将要长期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不得不容忍社会格局改变的艰难性和对建立良好社会制度的无能为力，但又 不能无所作为。每个现代的人要认识到个体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但却又不至于虚无。我们不得不在失望甚至绝望中坚持，这大约可以叫“悲悯”吧。
　　
　　　　“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论之树常青”，我十分喜欢邹恒甫教授反唱歌德的诗，这对我们特别贴切。的确，面对灰色的生活与社会，我们能做什么呢？呼唤更多的人懂经济学，呼唤更多的人有世俗智慧。

培根：“知识就是力量”

牛顿：“我不需要假说”

康德：“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爱因斯坦：“上帝不掷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