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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系统地研究过陈源蒸先生的数字图书馆思想，但是对他的一些观点记忆颇深，例如“数字图书馆非图书馆”等等。对于国内前些年的数字图书馆的建设，陈老似乎也颇有不满，认为缺乏宏观管理和统一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大干快上头脑发热，于是乎便造成低水平重复等等。陈先生在一篇尚未面世的博文中把Lib2.0类比于当初的数字图书馆：

今日人们对Lib2.0的争论和10年前人们对DL的不同认识何其相似，只是情况稍有区别。现在只是技术人员热，大多数搞理论的和各级领导无有动静，因而对全局影响不大；那时是领导热，理论研究人员也热， “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情况就不同了。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完全是大跃进的语言。所谓创造条件就是要钱，那可不是一个小数。

陈先生对于事业的拳拳之心人人可鉴，而且总能站在事业宏观管理的高度看待问题，这是我辈难以企及的。在我看来，数字图书馆或者Lib2.0，就像一个生于市井的孩子，谁愿意抱去哺几口奶喂几口饭，都是好的，现在孩子没有人喂了，恐怕不能归因于以前大家抢着喂，喂得太好，而只能说我们没有给孩子找到一个温暖的家和负责任的父母。

数字图书馆或者Lib2.0与这个世界上很多概念一样，具有多重属性，应该允许从不同角度进行”多元”认识。复合型图书馆的认识能够对我们目前的图书馆建设和转型提供思路，具有现实意义，但这并不是说不能从计算机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认识。每一种认识都是对真理的接近。如果总是从一元论的角度出发，站在自己的角度把别人的观点批驳得一无是处，恐怕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在这里决不是说陈先生，而是说我们这个学科经常犯的一种毛病）。

图书馆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这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现在可能谁的答案都不正确，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提出各种猜想。目前只有变化是可以肯定的，变化是永恒的，图书馆的形态、内容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只要承载了社会赋予图书馆的职能，我认为不论变成何种形态，即便是名称也发生改变，都是图书馆。

陈先生对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有一些深刻的思考：

当今世界，新技术层出不穷。如何用以改进我们的工作，需要有科学化的态度。不是什么东西拿来就可以用好的，总是要分析这项技术的应用条件，我们用起来是否合适。当时最时髦的语言就是技术上已经在一个起跑线上（？），差距就在资源。果真如是吗？技术差距很大，资源也不是转换一些文献就能解决的。

差距的问题实在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时髦一点说，我们什么都不差，差就差在文化上（当然这里不是说传统文化，不敢踩人文烟鬼们的尾巴）。学术探讨的习惯、氛围是一种文化，管理的风格、人际交往的方式也体现了文化，长期的集权、漠视个人价值、契约观的缺乏和中庸思想 造成我们创造力的缺失和失衡的价值体系。最终不能建立起一种开放、健康的文化，阻碍着进步，使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功。

陈先生也有类似的认识：

套话是容易说的，成绩是基本的，总是要交点学费的。但严肃的学者应当面对事实，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向世人说明真实情况，指出问题所在。不能迎合潮流，作违心之言。当前我国图书馆界最大的问题是小生产意识，缺乏社会化思维。对条块体制不是避害趋利，而是加以利用，成就部门甚或个人私利。再好的技术，也能产生 意想不到的结果，离开图书馆的终极目标越来越远。人们说”存取重于拥有”，但那个数字图书馆项目不是以拥有为目的。说是”便于资源共享”，但共享越来越不容易了。说是”可以减少资源贮藏空间”，但大楼仍在不断新建。

小农意识、条块分割、部门利益，这些问题不是靠呼吁或者大家的觉悟所能够解决的，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靠建立更合理的游戏规则，并且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也就是说要靠一种机制来解决。国家和政府在这方面不作为，不能起到一个平衡利益的作用，反而代表集团利益制定规则，这个问题则永远得不到解决。Lib2.0作为一个刚刚兴起的新生事物，一出世便被打上了数字图书馆的印记，背负了原罪，判定了宿命。其实重复建设、无合作、不共享、浪费资源，在这种体制机制下是完全正常的，相反倒是不正常的。关键在于我们看到了这些弊端，却没有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去改变它，这是我一直作为一个悲观论者存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