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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70年代：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五月 29th, 2007 by keepwalking

知道安东尼奥尼是位电影大师，是这些年的事；但知道安东尼奥尼这个名字，却早在儿童时代。那时天总是很蓝，日子过得太慢，而安东尼奥尼是个大坏蛋。他拍了一部反华纪录片《中国》，极尽丑化伟大中国之能事。我印象最深的说辞，是 影片把南京长江大桥拍得摇摇欲坠。当时我有一套明信片，最喜欢的就是南京长江大桥那张，巍峨壮丽。所以，印象深刻。

《读库》0606卷有一组”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专题，算是《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纪录片背景资料。其中有纪录片拍摄者对安东尼奥尼夫妇的访谈，安东尼奥尼和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的文章，以及《中国》的旁白文字。

1973年安东尼奥尼谈到这部影片的时候说：我的作品不只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电影，而主要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选择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风景——作为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当机立断的决定。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这更是一部电影笔记。在”我与《中国》“这篇文章中，他同样强调：影片的名字叫”中国”，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关注的主要是人，超过他们的成就和风景。

视角和主角”定位”于人，既是安东尼奥尼的理念使然，似乎也同他得到的现实支持有关。在不同的场合他都提及，在同中方接待者交谈的时候，他曾问解放以后最明显的变化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人民”。不过，安东尼奥尼显然很清楚这样的“支持”同他的观念还是有差异的。他明白，所谓人的变化，“他们说的是一个人的意识，他的正确思想和行为的能力”，而他自己的看法是：”可是这个人也要有眼睛、面孔、说话和穿衣的方式、工作、行走在他的城市或者他的乡村，也有掩饰的方式，想闲得更好，或显出是跟他本人不一样的一个人。”

那么，安东尼奥尼为什么要拍中国人，在拍中国人的时候，他内里的情感是怎样的呢？安氏的说法是这样的：”在中国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他们的单纯、他们的诚实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尊重。”在来中国之前，他”想象的影像，那些占多数的是童话般的影像”，而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不是童话，是人类的风景，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但也是如此的具体和现代，是那些面孔直侵银幕”。

安东尼奥尼对当时中国人的认知是：

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 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它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自然相融，人际关系的温和，用坚韧的创造来简单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在这片常常是相当贫瘠的土地上。

今天看来，这种认知显然同古代历史上西方人曾经有过的对中国的认知一样，带有某种乌托邦式的梦幻误读。但同样明显的是 ，对秉持这种看法的安东尼奥尼作出”反华”的指控，有多么荒谬。《中国》的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认为，”我们没有将画面拍成当时的一些政治官员所期待的，所以演变成了事端”。这当然不足以解释当年咱们国内复杂的政治情势，以及《中国》遭到全国性大批判的背景。据老安的夫人恩丽卡说，安东尼奥尼拍完这部影片之后所接受的侵害，当时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重。从中国人那里得到铺天盖地的评论，他很痛苦，即使西方很喜欢这部影片。

前几年《中国已远》的拍摄者前去采访已经90多岁的老安头儿。采访者带去了自己儿时在林县乡村的照片，安东尼奥尼一看到他当年拍电影时熟悉的环境画面，竟然大哭不止。夫人恩丽卡同样泪流满面。小安东尼奥尼40岁的恩丽卡是当年来华拍片4人组中的一位，安大师的助手。70年代的她芳华正茂、”花枝招展”，拍片后回到意大利，同安东尼奥尼相伴至今。《中国已远》杀青后拍摄者曾送给给安氏夫妇，第二天，恩丽卡打电话说，她晚上梦到了中国。

附带提一下，在摄影师的文章中，我看到了卢奇亚诺·都沃里对当年一些指责的”回应”，其实是解释吧。他说，当时他的拍摄方法是手持摄影，在从江面拍到南京长江大桥时，他用了所有摄影师都会用到的方法，手持摄影机顺着桥拍，为的是拍到河的另一边。他说，”并不是我想让大家看到桥不是直的。当时我们手持机器拍摄，桥自然会是这样的移动状态”。影片另一个引起愤怒的细节是，在出现猪圈中的猪抬起头来的镜头时候，画外音是一首歌曲，唱的是中国人民昂起头。对这个镜头，都沃里的解释堪称絮絮叨叨。他反复表示，当时被带领拍摄养猪场，乡间的大喇叭一直就在响着，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背景同期声在说什么、唱什么，后期制作的意大利剪辑师也不懂中国话。后果当然很严重。他提到，影片在华盛顿公映时，中国驻美大使率领所有工作人员愤而离席。

（200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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