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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盖茨50岁、杨致远40岁、陈天桥30岁，这些“80后”极客已准备跳上商业舞台。

　　2004年2月，《时代》杂志将一位酷酷的中国女孩搬上封面。春树，少女作家，与韩寒、曾经的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这四个中途辍学、性格叛逆的年轻人被《时代》认为是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他们被拿来与美国著名的“垮掉的一代”及嬉皮文化相提并论。

　　《时代》错了，至少是部分错了。在中国商界、尤其是互联网界，另一群“80后”青年正在集体浮出水面。而他们的气质精神，显然和所谓的“垮掉一代”、所谓的“嬉皮”相去甚远。他们叛逆，但并不鄙视或远离现实的商业生活；他们会口出狂言，但更多时候，他们身上带着与其年龄并不相副的成熟与老练；他们退出有既成规则的游戏，并非出于消极，而是动手写自己的规则，以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方式崛起。

　　他们出身各异、地域不同，或出自东北书香门第，或来自西南偏远农村。十岁出头即开始接触计算机、而后迷上互联网，二十岁前后纷纷独立创业，二十三四岁就有所成就，带领着数十、上百人的团队，拥有了千万、甚至过亿的创业财富。当前，他们都无一不在借助资本的力量，力争把开创的公司和事业抬上一个新的高度，向盛大、新浪这样的一线公司冲击。同时，他们自身要完成由车库创业者向企业家，由技术天才向成功商人的转变。

　　美国有本畅销书《极客与怪杰》(Geeks & Geezers)，里面的极客Geek就是指的这一群人：年龄在21岁到34岁之间，从有记忆开始就与数字技术打交道，在30岁时的理想就是要改变世界，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谁是这帮家伙的代表，比尔·盖茨、乔布斯、迈克·戴尔、拉里·埃利森、杨致远，还有GOOGLE的双星佩奇和布林。极客代表了一种蔑视常规的商业力量，甚至是全新的商业手法和视野。目前在互联网业崛起的这群“80后”年轻人，也许就是严格意义上中国第一批“极客”。

　　他们是谁？

　　康盛世纪首席执行官戴志康(25岁)，PCPOP首席执行官李想(25岁)，MySee首席执行官邓迪(25岁)、总裁高燃(25岁)、技术主管张鹤翔(24岁)，163888翻唱网首席执行官郑立24岁，MaJoy总裁茅侃侃(23岁)，非常在线首席执行官赵宁(23岁)，“创智赢家”畅网科技首席技术官陈曦(24岁)……年轻多么可怕！

　　他们因何成事？

　　数字技术改变了这一代人的命运。

　　计算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普及，互联网大潮在90年中后期滚滚袭来，这正是“80后”一代性格尚未成型、思维尚未定格的时候，计算机和互联网，完全融入了这一代人的大脑和心灵，双方从此血肉相连。

　　上一代的丁磊、陈天桥们是在大学毕业工作数年、攒够第一桶金之后才走上创业路，更上一代的王石们是经历过“文革”的苦难从“倒爷”开始。而这一代刚年满18，就夹了一本叫“互联网”的大课本匆匆上路了。他们主动选择了“另一种”教育方式。互联网这座虚拟时空里的“大学”在很多层面上反叛着以一间讲堂、一套书本、一种方言、一个系统为依托的传统教育。在《中国企业家》采访的10来位“80后”创业者当中，许多人都从未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获得肯定。这与上一代互联网创业者大多身为“海龟”、或者在大学成绩优异有强烈的反差。三次纪律处分，15门考试没过，这是戴志康大学4年的成绩单。茅侃侃甚至因为地理会考不及格，补考，再不及格，按国家政策，失去了考大学的资格。MySee的创立者是“80后”一代中罕有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但是，邓迪读新闻专业，却醉心于数字技术、日日自学，毕业第一天就创办互联网公司。而高燃在清华“上课非常少，没意思”，而是广听讲座、广读闲书。

　　在李想看来，这正是“80后”的一代人所具有的互联网精神：完全不顾忌那些别人认为是必须去做的传统，破除墨守成规，只做最正确的事。

　　互联网无限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和生活层次……不再只能与相同地域或者相同年龄的人为伴，而是通过网络，吸纳全球信息，跟天南海北的人相识、结交、碰撞。虚拟空间里，足不出户，即可“读天下书、行万里路”。茅侃侃在15岁就通过互联网跟比自己年长几岁甚至几十岁的人切磋，逐步巩固了全面的社会资源。又尤其对于心理年龄大于实际年龄、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知己”的人，互联网更是一根救命稻草，比如戴志康。

　　互联网更催生出单刀直入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王豫华说，Google对自己的最大影响就是目标性更强，“以前都是看到什么再考虑我需要什么，现在是我需要什么就去找什么。” 蔑视技巧。戴志康不看好一种方式，就是看起来很聪明却有话不好好说，非要绕来绕去曲线救国。戴志康喜欢跟自己相似的人，对不喜欢的方式，他会当面说出来：“我不喜欢。”茅侃侃喜欢开车，但只要能绕环路就绝对不走红绿灯，因为“避免中间环节，速度快”。

　　没有互联网，“80后”不可能在短短三四年内迅速完成原始积累。

　　零成本创业是与互联网相随而生的。一台电脑、一个人、一根上网线，就是互联网创业所需的全部投入。去年狂赚一千万的李想，1999年起家时吃住在家里，每个月的花费就是几百块的上网费，可头一年就进账十万。163888翻唱网的四人团队，全部原始投资就是郑立自己为别人设计宠物网站挣来的两千元，以后每个月的成本就是要养活四个小伙子的六百元生活费。这在任何传统产业中都无法想像。

　　做出了产品，推广和营销产品的成本依然为零。不用到大街上贴告示，也不用去电视台砸广告。用户在不同互联网产品之间的切换成本也为零，使得互联网竞争的核心在于产品质量和口碑。比如戴志康，自2003年开卖软件至今，数万客户都是送上门来。既然成了老大，就要有老大的样子”，2005年 12月，戴志康把每个月能带来几十万收入的主打产品免费，转而从为客户提供服务当中获取收入。戴志康盘算着，卖软件能赚的钱总是有限的，就像水龙头，卖一个就用三年，而提供服务的收入是无穷无尽的，就像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

　　163888翻唱网则把互联网的“病毒式”营销用到极致。当一个人翻唱并录制一首歌传到网上，天生的虚荣心会自然推动他把这首歌在朋友圈里分享，甚至主动推送到大大小小的论坛中去，用户本身就成了一个积极的推销者。而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或许好奇、就会向自己的圈子推送，或许争强、就会自己去翻唱歌曲，形成一个新的推送链条。只要产品没有问题，自然用户会越来越多，增长越来越快，圈子之间的链条越来越紧密。

　　产品受认可了，品牌有了，就有人把钱送上门来支撑他们去做更大的发展。这就是被互联网业首先引入中国的风险投资(VC)机制，会充当他们起跳的踏板。1997年初，当很多人对互联网还很陌生的时候，陈曦已经开始利用B2C的模式赢利了，一家香港的VC(创业投资)看中了陈曦的团队，一下子投了400万美元。VC不仅会对这些发轫之初的公司投入扩张所需的几百万、上千万美金，这些曾经是成功创业者或职业经理人的风险投资人会带来他们的经验和广泛的资源。其实，现实中几乎每一个“80后”成功创业者身后都有一位亲密无间的“良师益友”，比如郑立身后的王树、李想身后的薛蛮子、高燃身后的邓峰、戴志康身后的……

　　某些方面，他们早熟和老练得厉害。

　　戴志康去朋友公司，人家怎么跟员工谈话，内容和目的是什么，在一旁用心听；谈话效果怎么样，隔几天打电话去追着问。有员工最近态度不好，要找他来谈；谈之前想好，到底是针对他的性格、价值观、还是物质利益去谈，谈的过程中注意其表现，眼睛一眨、嘴角一动，就知道对方内心怎样活动。

　　陈曦，14岁考入大学的天才少年，上海东方卫视《创智赢家》节目里面的最年轻选手。为了创业三进三出大学，发誓要让“前浪死在沙滩上”。 当陈曦质问“70一代”的对手“三个月的时间，你的创业计划从美女篮球队调整为运动服务公司，假如我作为风险投资人怎么知道你在三个月后会否再做调整”后，陈曦的现场短信支持率瞬间高出彭震近20%。得到100万元的《创智赢家》奖金后，陈曦坦言：“这个奖金对创业来说 它只是一点点启动资金而已。”

　　李想定律：如果一个事情比别人多付出5%的努力，就可能拿到别人200%的回报。做事要认真。李想每天都在这样要求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个方式的受益者。比如同去参加一个新品展示，李想就要求PCPOP的文章要比别的媒体先出来，哪怕就比人家快5分钟，也许你就因此而多做功课、少睡了10分钟，但结果就是第二天所有的网站论坛都是你的文章。厂商的认可、广告投入就随之来到。

　　除开互联网，儿时宽松的家庭教育是这些“80后”CEO们另一种最初始的推力

　　“一个人长成什么样，父母绝对起决定性的作用。”戴志康说。

　　几乎无一例外，这些“80后”CEO们的家庭从不对自己施加严格的家教，尽力让他们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赵宁自小就双亲离异，长期住在私立学校，“自己的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作为教师的祖辈和父辈从来都任着戴志康使性子，只要自己想干，就“不惜代价”。茅侃侃的家庭“从不拿学历和文凭当回事”，母亲告诉他，你自己的路，自己选。搞艺术的父母给予李想“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一件事情到了郑立这里，“能做成就做成，做不成，绝不会推给父母”……

　　这就是他们能够脱颖而出的共有的“幸运”之处：宽松的环境，开放的心灵，独立的意志。当灵敏直觉跟数字革命以及开放、平等、无边际的互联网一碰撞，就自然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李想总有一种冲动的感觉：“互联网就是为我而生”。其实互联网为之而生的，正是具有互联网精神的头脑和心灵。

　　我们理解他们吗？

　　“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名作《代沟》一书中警示。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一个文化论坛上曾如此概括“80一代”：“他们是独生子女，赶上了历史上最富裕时期。他们要买书，于是郭敬明成了文化英雄；他们要玩游戏，于是陈天桥成了网游大亨；他们要看电影，于是《头文字D》卖座。”那么，当这些还带着孩子气的年轻人要闯入商业世界，又会带来什么呢？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蔑视权威、独立思考、个性十足，只为兴趣而工作的青年人？

　　同样是25岁，25岁的张瑞敏和柳传志肯定连首席执行官、总裁这样的词听都没听说过，张瑞敏35岁当上青岛电冰箱厂厂长，柳传志年过40才开始创业。他们会怎么看待现在这帮乳臭未干却毫无怯色的25岁的CEO、总裁们？会说些什么？

　　其实他们是同一类人。只不过冒险、创新、叛逆、决断，这些真正企业家身上的永恒基因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和张瑞敏、柳传志、王石等人创业时那个受限重重、对外界普遍一无所知的时代相反，这些“80后”企业家所在的是一个选择重重、信息泛滥的年代。但这种背景的差别无法抹去未来道路上这些25岁CEO将要面临的考验与磨难。

　　这些聪明的年轻人已经预感到了。对于陈天桥和丁磊两位首富，戴志康最想问的问题就是：你有史以来最郁闷和最痛苦的是什么时候？又怎么坚持下来？他觉得，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就是看他经历过多大的磨难。目前，戴志康所遭遇过的最大磨难就是2003年对软件收费失败、还遭到网友攻击，但这点挫折对一个敢于质疑两位中国首富的运营业务、事业才刚刚发轫的25岁年轻人来说，还实在太过渺小。

无法预料5-10年后，出现在本期《中国企业家》封面故事里的这些年轻人会以什么方式与力量扮演他们的社会角色。但是毫无疑问，5-10年后，那些站在中国乃至世界互联网产业(也许还不止互联网产业)潮头，对商界有巨大影响的35岁左右的人们，将从今天这本杂志里、从戴志康、高燃们的经历里找到他们似曾相似的青春故事。

亿万身家

李想：1981年生，河北人。高中文凭，1999年创业，PCPOP.com首席执行官

在高速上保持预见性，把自己变成导演。——李想

PCPOP是第三大中文IT专业网站。2005年营收近2千万，利润1千万。取20倍的市盈率，市场价值2亿。创始人李想一股独大，身价在1亿以上。这一年，李想24岁，创业6年。

除了互联网，车就是李想的最爱。他的车开得极猛。大伙儿一起从后海出来走三环上京昌高速。后面的车刚到三环，他已经到京昌路掉头了。开猛车的人很多，可是加速快，就免不了多刹车。但有一种快速是可控制的，跑完整个四环不用踩一脚刹车；开辆Polo在北京狂奔10万公里，一次没蹭过。这就是李想的风格，“在高速上保持预见性，把自己变成导演”。

 

做阳刚的事情，却善用稳妥的手法。

其实6年创业跟开车跑一圈四环也是相似的风格，两个字：顺、稳。1999年，18岁小伙的个人网站靠送上门来的网络广告就赚了10万，这一年高中毕业、成绩平平，放弃上大学而直接创业“理所应当”。2002年，李想告别父母，从石家庄迁到北京，招兵买马，开始“正式的商业运作”。自此，PCPOP的广告销售每年以10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5年，又从IT产品向汽车业扩张。今天，当初红火一时的小熊在线、走入中关村等网站要么止步不前、要么销声匿迹，领先的中关村在线和太平洋在线都背靠大媒体或大卖场资源，而势头最劲的PCPOP单纯靠内生性增长。小李想，怎么做到的？

看看这些简单品质。

李想定律：如果一个事情比别人多付出5%的努力，就可能拿到别人200%的回报。做事要认真。李想每天都在这样要求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个方式的受益者。比如同去参加一个新品展示，李想就要求PCPOP的文章要比别的媒体先出来，哪怕就比人家快5分钟，也许你就因此而多做功课、少睡了10分钟，但结果就是第二天所有的网站论坛都是你的文章。厂商的认可、广告投入就随之来到。

不觉得自己是个商人，自小在农村长大，这段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变得“像农民般正直”。公司每到一个发展的坎儿，就有一个得力伙伴准时加入，正因为诚恳待人，“所以这些人才都一直跟着我”。李想敢说，在所有IT网络媒体中，PCPOP是惟一一伙不跟厂商收钱的队伍；任何人收了钱会被这个团队自动排挤出去，这里有一股过于“理想”化的风气。

李想的背后有很多“老大哥”。一群三四十岁的企业家都把他当作小兄弟来看，关键时刻就出手帮忙。薛蛮子算是一个忘年交，他是UT斯达康的创始人，做过8848的董事长。如此身价的人跟你接触，会令你觉到他比你自己的朋友对你更热情和热心。李想感叹，如果做人做不到这种境界，也就不可能拥有那样的财富。265.com看起来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导航网站，但跟创始人蔡文胜接触以后，李想总结，是因为这个人特别好，这个网站才特别好。蔡能看到的层次，常人不能触及。

中学六年，李想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给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它们就是为我而发明的”。要转遍石家庄所有的邮局去买一张软件，整夜的呆在电脑前搭建自己的网上王国。白天在课堂上不愿同老师同学分享的观点，晚上在互联网上可以敞开自由地表达、遭遇到强烈地碰撞，在争执或者认同中被不断记录、被不断成就。“新东西都是在互联网上学到的，传统的教育被抛开了。”

 

超级男生                      文/王石

“请问郁亮总经理，我可以坐您的’保时捷’在总部广场上兜兜风吗？”一名1982年出生的新动力问，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主持会议的人力资源部同事则又好笑又尴尬。

万科把从学校毕业新加入公司的员工叫“新动力”，每年都安排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培训。这两三年，“80后”的新动力开始进入万科，两三届下来，“80后”开始对他们的周边环境形成影响，给他们的经理甚至老总留下深刻印象。上文这个故事的结尾是：郁亮答应了这个略显出格的要求，而这件事情在一天之内传遍全集团。万科管理层要求公司管理人员：请务必走近了解“80后”。

和任何一个代沟两边的情形一样，“80前”对“80后”有不少指责，就好像美国的“X一代”曾经被他们的父兄辈定义为：浅薄、易变、懒散、不忠诚、没有理想，但今天，“X一代”的盖茨和戴尔已经是美国的商业领袖，对世界经济和社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李想、邓迪、高燃、张鹤翔、戴志康、郑立、王豫华、茅侃侃、赵宁、陈曦，这些“80后”的创业者，要现在就定义为“未来中国商业的脊梁”显然为时尚早，也很难给他们的企业一个系统的评价，但他们的创业故事，展现出令人振奋的精神和趋势。

无论在传统经济还是互联网经济中，大多数创业者素质是共同的：独立思考，野心，想像力，勤奋，甘于吃苦，好学……，如果说有什么明显不同，那就是：这些“80后”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比传统创业者更加全面，也更加有主动完善自我的意识。

虽然这一批“80后”创业者不乏退学者，但他们都表现出远胜于大多数完成学业者的求知欲。在万科创业初期，老王一人身兼多职：组长、推销员、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司机……，紧张的工作生活无法压抑求知欲的爆发，晚上回家，忙着学习财务知识，读经济学、社会学。今天，“80后”的创业者可以接触到丰富的、最新的、可自由流动的知识和资讯，这将让他们的企业受益。

传统的创业者是从一个封闭、压抑个性和能力的环境走出来，当时的社会给创业者设置的阻力和压力是今天无法想象的，追求个性解放、释放个人能量往往就是一个企业家创业的动机。“80后”的创业者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环境，但我想，他们创业过程中对个性的追求，对自我证明的渴望，与当年的王石是一样的。去年，“超级女声”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超级女声”的商业模式，体现了消费时代的年轻人对传统权威藐视的力量，而“80后”企业家所建立的商业模式，已经开始主动占据市场的地位。超级女声是一种挑战、突破的姿态，“80以后”企业家则已经是占据、建设的姿态。

　　今年，策划了“超级女声”的电视台又要策划“超级男声”，老王觉得，可能这些“80后”企业家——“超级男生”更加带劲！

祝愿“超级男生”与中国企业一同进步，也祝愿中国企业与这些“新动力”一同进步。(王石，万科集团董事长)

 

他们是下一个5-10年的主力军

文/周鸿一

　　有正必有反，这代的人的优点也就是缺点。缺少大学教育和工作经验，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这在创业初期的优势很明显。但企业要做大，在人力资源、财务等常规管理上的经验积累是不能一越而过的。相对于上一代的丁磊、陈天桥，这一代有一个弱势。上一代人创业的时候互联网正是一片空白，竞争不充分，他们有两三年的时间去犯错、摸索。但现在，大公司很多了，竞争很激烈，他们不能犯大方向的错误，否则就被一剑封喉。

　　我的建议有：第一，多利用外部的顾问，比如VC、天使投资人，同擅长这些常规管理的人和公司多打交道。第二，商业很残酷，他们要多融入行业，不要太自负、以自我为中心，有良好的合作心态很重要。第三，勤快的补课，多学习。

　　现在很多70年代的人，经验很足，技术也好，但就是没激情，没胆量，所以成就必然不如这批80年代的新人，他们有无畏的冲动，核心的创造。你看现在的那些大互联网公司，除了少有的两三家，大都陷于停滞。如果要说眼下这些新人中的哪一个就必定会成功，都不保险。但是这一代人必定会集体性的成长起来，是下一个5年到10年的主力军，那是肯定的。(本刊记者程苓峰采访整理。周鸿一，天使投资人，曾任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曾创立3721网络公司，被雅虎收购后，曾任雅虎中国区总裁)

                          

    “此次阿里巴巴酝酿已久的B2C全新模式，将依托阿里巴巴和淘宝网强大的人气、可靠的支付体系及诚信大社区，把电子商务模式真正还给企业和商人、把利润还给制造商，从而提升企业活力和创造力，最终让更为庞大的消费群体获益。”淘宝网总经理孙彤宇说。

    孙彤宇指出，近10年来，就有B2C模式坎坷跌宕，鲜见成效；而同时，中国的制造企业群又普遍陷入了利润渐薄、创新乏力的困境。他表示，淘宝B2C新模式迥异于以亚马逊为代表的传统B2C模式。“传统B2C模式的赢利模式在于压低生产商的价格，进而在采购价与销售价之间赚取差价。而新的B2C模式将帮助商家直接充当卖方角色，把商家直接推到与消费者面对面的前台，让生产商获得更多的利润，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技术和产品创新上，最终让最广大的消费者获益。

    沃顿商学院认为，“庞大的网络、不断增加的买主和卖主，以及广泛的、极具实用性的物品，都让卖家只需要最少的营销成本。”淘宝创新的B2C模式对企业来说，有助于其提高有效竞争力和利润。阿里巴巴1000多万企业会员以及淘宝所拥有的2000万个人会员，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消费能力，并将为众多客户提供一个广阔的未开辟的市场。通过在阿里巴巴新的B2C模式，企业能与消费者直接沟通，便于商家把握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思路，而且在线交易可以节省流通、人力等方面的耗费，直接面对中国目前4000余万网上购物者，而对于网上购物的人群来讲，他们将能够获得更加丰富和更加可信的商品，从而提高他们的购物体验。

    目前淘宝上的主要网民集中于18-35岁的人群，他们追求时尚和个性，又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仅在去年可统计的消费金额就有80亿，今年有望突破140亿，相当于280个沃尔玛门店。巨大的消费能力，海量的商品信息，高度忠诚的消费群体，诚信可靠的购物社区，以及安全快捷的支付方式，是其它的网上销售平台无法比拟的。

    摩根斯坦利全球副总裁季卫东认为，“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中以产业为中心是最高的经营模式，阿里巴巴在B2B、C2C、搜索及支付领域都有涉足，是以产业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凭借占据国内80%B2B市场的阿里巴巴和70%以上C2C市场淘宝网的领先优势和积累经验，阿里巴巴集团无疑是创造这种模式的不二人选，而这也才能真正体现互联网对于商务活动的巨大影响。

    易观国际人士评价称，淘宝新B2C模式，从其表现来看实质是完全融合了B和C的B2B2C形式，而这也是整个电子商务的走向。整个供应链是一个从创造增值到价值变现的过程，阿里巴巴若能将从生产、分销到终端零售的资源进行全面整合，其必将大大增强服务能力，并获得高增值服务机会。记者获悉，家电行业的格兰仕、摩托车领域的隆鑫都已经在阿里巴巴上进行采购和销售，海尔更是已经在阿里巴巴采购并入驻淘宝。显然一旦机会成熟，所有的厂商完全可以将平台转移到淘宝，直接面向消费者。

from:  http://info.china.alibaba.com/news/detail/v5003008-d5697471-p2.html#newsdetail-content

                 

  卢永仁博士 / 中国联通董事 WPP 大中华区非执行主席
        广告行业瞬息万变，媒体本身亦不断推陈出新，广告人必须时刻寻找具创意的方式来接触顾客。 Focus Media 正是广告人希望开拓的其中一项创意方式。

  陈岩 / 实力媒体中国区户外媒介总监
        2003年5月得到投资基金SOFT BANK 投资的Focus Media—— 分众传媒无疑是2003年户外广告行业的新锐尖兵。
        Focus Media 商业楼宇液晶电视联播网利用时尚的“数码户外”概念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网络。分众传播的迅速起飞，说明中国户外广告市场是充满机会的。
        传统户外媒体对整个媒体投放策略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比重会逐渐降低，很多针对特定消费群的媒体会受到客户更多的关注，而这部分媒体的投放也会占到更多的比重。从事实上来讲，2003年电梯媒体的投放趋势印证了这个趋势。
        实力传播在2003年耗资600万人民币完成的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首次的户外广告调研中也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发现户外广告其实蕴藏着一个很大的规律。消费者在每天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而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在整理后，针对这些规律制定相应的广告策略，就会起到比原来更好的效果。

  金定海教授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广告协会副会长；《国际广告》编委会副主任
        电梯，这是商务楼里最重要的公共环境。电梯环境是人们走进目的地之前短暂滞留的环境，也是一个催生无奈、无聊、无趣的环境。在这环境里，人们心态烦躁、神情焦急、注意涣散、缺乏耐心。
        电梯滞留，如此专制而又如此自然，以至于滞留中的人无从反抗。于是，无奈寻求解脱，无聊寻求刺激、无趣寻求有趣，只要有一点信息，就能激活注意和兴趣，就能产生感动！由此发现，白领或更显高尚的消费人群在这滞留状态中的心态、视听具有相当的整一性和可控性。这一点显然有别于其他媒介形式或其他空间环境。同样的信息、在同样的状态中作用于大致相同的白领人群，驱使该群体产生类似的认知压力和公共话题，进而促进流行或促退流行。这是商务楼液晶电视系统的价值所在。
         据此断言：Focus Media开发的液晶电视联播系统是最易主导白领话题、催生时尚流行的强势媒体。

  范泉 / 广东省广、广旭、广博媒介联合体策划总监
        商务楼宇联播网的创新意味在于牢牢抓住了一个媒介的空隙，这个媒介的空隙含金量高，针对商务人士和都市白领等中高收入阶层。这个媒介空隙的媒体环境单纯，能深入人心，充分吸引人的注意力。
        我们做了更详细的量化和质化的评估：创新媒体特质、千人成本、媒体价值、媒体接触分析、节目内容、日常维护、监测服务、联播网络的覆盖区域和范围。
        确认分众商务楼宇液晶电视联播网的核心媒体价值在于：有效区分受众族群，降低无谓的媒体浪费。把这个创新媒体建议给适合的客户。
        对于这个创新媒体，预算超大的客户和预算超小的客户兴趣最大。预算超大的客户一般在常规媒体的预算之外，预留一部分做创新媒体和媒体专案，他们不能容忍创新有效媒体不在视野之中而被竞争对手抢占先机。预算超小的客户决策更谨慎，媒体的广告噪音太大了，倾向于集中优势兵力在有效媒体。在现在的媒体环境下做广告好比：在一个嘈杂的广场上对人说话。方法之一：站到高台上拿着喇叭对着所有人做演讲，这样有用但成本很高，比如：做中央电视台的招标时段。方法之二：找到你的目标群体，贴到他的耳边，即便轻声慢语也声声入耳。这样有用而且成本低，但前提是能有分众的媒体达到你的重度目标群。

  程正秋 / 梅高行销企划公司总经理
         许多醒悟过来的广告主开始明白，广告的狂轰滥炸的时代已经过去，广告的有效性十分重要，看准目标，合理投资，才有收效。分众的楼宇视屏的特点就好比战场上的“狙击手”―― 精准有效地打击目标受众。试想，在大楼的电梯厅等电梯的短暂时光，眼无所看，耳无所听，除了彼此间的打量，就只好平心静气等待而已。这时，分众的视屏以精准直接短距离的方式，与受众交流，其作用经常是广告历史上久违的“击倒”效应！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级城市，分众的覆盖几近90％；这是一个精确针对白领和社会富裕精英阶层的媒体。这个媒体的未来十分真实，因为社会城市化的进程使写字楼、公寓和商场成为人们最主要的工作与生活的活动区域，而等待电梯又使这一媒体变成短时间的“迫”效果，无法可躲！

  陈仲杰 / 上海优势麦肯总经理
         从商务楼宇电梯液晶联播网的广告成本上看，它具有超低的有效千人成本值，覆盖城市主要的商业楼宇和数千家优秀公司。以上海为例，每个大厦平均8部电梯，每个电梯日均流量约2454人次，媒体收视人口为1227人次。以200栋联播计算，媒体日覆盖人次：200*8*1227=1,963,200人次。从受众广泛性上看，电视台拥有一定的优势；从CPM成本而言，特别是面向中高端消费者，联播网有一定优势，例如，对 25-50岁之间，收入>3000元的时尚白领阶层而言，有效CPM成本优仅为电视台的五分之一。这种优势随着学历、职位和收入的上升而更加明显，特别是对于企业主及高级经理人阶层，CPM 成本仅为普通大众传媒的10%以下。

  徐鹏 /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媒介研究副总监
         与一般媒体相比，商务楼宇液晶电视联播网相对是一个强制性较强的传播媒体。在等电梯中这种无法选择、无聊并且陌生的环境下形成一种心甘情愿被迫的边等边看，这正是一种等候中注意力的产生。
        液晶电视广告的这种强制性可以避免在电视广告时大家有的去洗手间，有的疯狂换台的状况，即便收视仪显示观众在收看此段节目，但事实上广告到达有不确定性，也避免了报纸广告被读者跳过，根本不去理会的尴尬；这种强制性，又不会太招致受众的强烈反感，因为等候的时间本身就是无聊而枯燥的，液晶电视广告以精美的画面、音乐和优雅的格调排解了等候时的寂寞，同时达到了广告传播的效果。从广告传播的角度来看，广告环境和接触状况的良好特性保证了由此产生的广告传播效果的优质性。
        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写字楼上班人员每天乘坐电梯平均次数达到4.78次，74.2%人在每次等候电梯时都会经常关注这种液晶电视媒体所播放的内容。其中，每天都会看的人达到45.9%，与接触其它媒体频率相比，液晶电视受众每天接触到液晶电视的频率远远高出接触到其它媒体的频率。

from:http://www.focusmedia.cn/cn/news/FM-media.htm

 

 

The World As I See It

- Albert Einstein -

How strange is the lot of us mortals! Each of us is here for a brief sojourn; for what purpose be knows not, though he sometimes thinks he senses it. But without deeper reflection one knows from daily life that one exists for other people-first of all for those upon whose smiles and well-being our own happiness is wholly dependent, and then for the many, unknown to us, to whose destinies we are bound by the ties of sympathy. A hundred times every day I remind myself that my inner and outer life are based on the labors of other men,living and dead, and that I must exert myself in order to give in the same measure as I have received and am still receiving. I am strongly drawn to a frugal life and am often oppressively aware that I am engrossing an undue amount of the labor of my fellow-men. I regard class distinctions as unjustified and, in the last resort, based on force. I also believe that a simple and unassuming life is good for everybody,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 do not at all believe in human freedom in the philosophical sense. Everybody acts not only under external compulsion but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inner necessity. Schopenhauer’s saying, “A man can do what he wants,but not want what he wants,” has been a very real inspiration to me since my youth; it has been a continual consolation in the face of life’s hardships, my own and others’, and an unfailing well-spring of tolerance. This realization mercifully mitigates the easily paralyzi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prevents us from taking ourselves and other people all too seriously; it is conducive to a view of life which, in particular, gives humor its due.

To inquire after the meaning or object of one’s own existence or that of all creatures has always seemed to me absurd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And yet everybody has certain ideals which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his endeavors and his judgments. In this sense I have never looked upon ease and happiness as ends in themselves-this ethical basis I call the ideal of a pigsty. The ideals which have lighted my way, and time after time have given me new courage to face life cheerfully, have been Kindness, Beauty, and Truth. Without the sense of kinship with men of like mind, without the occupation with the objective world,the eternally unattainable in the field of art and scientific endeavors, life would have seemed to me empty. The trite objects of human efforts-possessions,outward success, luxury-have always seemed to me contemptible.

My passionat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always contrasted oddly with my pronounced lack of need for direct contact with other human beings and human communities. I am truly a “lone traveler” and have never belonged to my country, my home, my friend, or even my immediate family, with my whole heart; in the face of all these ties, I have never lost a sense of distance and a need for solitude-feelings which increase with the years. One becomes sharply aware, but without regret,of the limit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nsonance with other people. No doubt, such a person loses some of his innocence and unconcern;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largely independent, of the opinions, habits, and judgments of his fellows and avoids the temptation to build his inner equilibrium upon such insecure foundations.

My political ideal is democracy. Let every man be respected as an individual and no man idolized. It is an irony of fate that I myself have been the recipient of excessive admiration and reverence from my fellow-being, through no fault, and no merit, of my own. The cause of this may well be the desire, unattainable for many, to understand the few ideas to which I have with my feeble powers attained through ceaseless struggle. I am quite aware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objective of an organization that one man should do the thinking and directing and generally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But the led must not be coerced, they must be able to choose their leader. An autocratic system of coercion, in my opinion, soon degenerates. For force always attracts men of low morality, and I believe it to be an invariable rule that tyrants of genius are succeeded by scoundrels, For this reason I have always been passionately opposed to systems such as we see in Italy and Russia today. The thing that has brought discredit upon the form of democracy as it exists in Europe today is not to be laid to the door of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 as such, but to the lack of stability of governments and to the impersonal character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I believe that in this respec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ve found the right way. They have a President powers really to exercise his responsibility. What I value,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German political system is the more extensive provision that it makes for the individual in case of illness or need. The really valuable thing in the pageant of human life seems to me not the political state, but the creative, sentient individual, the personality; it alone creates the noble and the sublime, while the herd as such remains dull in thought and dull in feeling. This topic brings me to that worst outcrop of herd life, the military system,which I abhor. That a man can take pleasure in marching in fours to the strains of a band is enough to make me despise him. He has only been given his big brain by mistake; unprotected spinal marrow was all he needed. This plaguespot of civilization ought to be abolished with all possible speed. Heroism on command, senseless violence, and all the loathsome nonsense that goes by the name of patriotism - how passionately I hate them! How vile and despicable seems war to me! I would rather be hacked in pieces than take part in such an abominable business. My opinion of the human race is high enough that I believe this bogey would have disappeared long ago, had the sound sense of the people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corrupted by commerci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acting through the schools and the Press.

The most beautiful experience we can have is the mysterious. It is the fundamental emotion which stands at the cradle of true art and true science . Whoever does not know it and can no longer wonder, no longer marvel, is as good as dead, and his eyes are dimmed. It was the experience of mystery - even if mixed with fear - that engendered religion. A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 we cannot penetrate, our perceptions of the profoundest reason and the most radiant beauty, which only in their most primitive forms are accessible to our minds - it is this knowledge and this emotion that constitute true religiosity; in this sense, and in this alone, I am a deeply religious man. I can not conceive of a God who rewards and punishes his creatures, or has a will of the kind that we experience in ourselves. Neither can I nor would I want to conceive of an individual that survives his physical death; let feeble souls, from fear or absurd egoism, cherish such thoughts. I am satisfied with the mystery of the eternity of life and with the awareness and a glimpse of the marvelous structure of the existing world, together with the devoted striving to comprehend a portion, be it ever so tiny, of the Reason that manifests itself in nature

我的世界观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多么奇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从知道，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了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宽容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又明显地缺乏与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要求，这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为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一定距离而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值得惋惜。无疑，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避免那种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诱惑。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政治制度中，为我所看重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可贵的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这种罪恶的渊薮，应当尽快加以消灭。任人支配的英雄主义、冷酷无情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象存在这样一个上帝，它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会具有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领悟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