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Ｑ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鲁迅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
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２〕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
徊，遇见程君〔３〕，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
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
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４〕全年的
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
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
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
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
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
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
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
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
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
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
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
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
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５〕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
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
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
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
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
胡同〔６〕，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
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７〕，往日的教职员以为
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
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
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
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
不料，也不信竟会下有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
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
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
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
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８〕君想扶起她，
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
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
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
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
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
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
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
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
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
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
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
陶潜〔９〕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
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
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
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
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
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
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
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注释：
〔１〕 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２〕 刘和珍（１９０４—１９２６） 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英文系学生。杨德群（１９０２—１９２６），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国文系预科学生。
〔３〕 程君 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回阅读点〗
〔４〕 《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
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
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
“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５〕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
年五月七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
嘘声所赶走。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
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
生自治会职员。
〔６〕 偏安于宗帽胡同 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
宗帽胡同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
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
〔７〕 学校恢复旧观 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
声援下，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８〕 张静淑（１９０２—１９７８） 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教育系学生。受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９〕 陶潜 晋代诗人。参看注〔５〕。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中
的四句。
林语堂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暝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唯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
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廿六年十一月廿二于纽约
陈丹青 2006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讲演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了一回大先生。要说的话，都说穷了。今天是海婴先生的公子周令飞拉我再讲一回，不敢推却。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就想一个题目，叫做“鲁迅与死亡”。
这是个黑暗的话题。我们纪念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可以取这样黑暗的话题么？我想来想去，在中国，没有人像他那样公布内心的黑暗，而且最擅于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所以下面说出的意思假如不得体，还请大家，尤其请海婴先生父子，多多包涵。
我常想，周家父子真是难做人、做人难：除了血缘，鲁迅几乎不是你们的家人，他的声誉，还有一代一代像我这样的外人，永远拿“鲁迅”这个名字打搅你们全家。我这里忽然想到海婴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件旧事，说是当年国难当头，有人责难周作人先生为什么不肯离开北京，他说，我要抚养一家人，并指着老太太说：“这是鲁迅的母亲呀！”听那说法，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亲。
这是令人反感的。可我读了，却发笑，而且认真想了想：我倒是愿意揣想海婴的叔叔并没恶意：当人家以“国事”威胁周家的家事，周作人也可用“家事”——即“鲁迅的母亲”——与国事相周旋。早在1937年，他就知道他哥哥多么重要，重要得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大符号，而抚养这符号的母亲，的确可以是他辩称留京的理由之一。
昨天有幸与海婴父子交谈，又听了令飞的讲演，这才清楚周家后人几十年来的难处——鲁迅的骨血，亲子孙，如今对鲁迅的后事没有一点过问的权力，鲁迅真的不再是周家人，一谈鲁迅，等于谈国事，海婴的父亲，令飞的祖父，早就被霸占，被百分之百地“国有化”了。
扯远了。请海婴父子原谅。现在我来说我的话题：“鲁迅与死亡”——死亡不是家事，不是国事，是我们都要遭遇的事。
（一）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过了一个多月，他就真的去世了。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今古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两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誌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这两句话，我们早知道的，就是：
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我的问题是：我们果然知道鲁迅先生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两句话么？当然，要是拿意识形态去解释，拿鲁迅的时代去核对，拿世俗的道德观去谴责，几句话就可以解释——同时消解——这两句话。我现在不想、也不能来给出自己的理解，我只是猜：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伏尔泰读到，拜伦读到，尼采读到，裴多菲读到，萨特读到，甚至给主张宽恕而终于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读到，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贄之流要是读到了，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为什么呢？这是不该追究、不容辩说、不可就事论事的话。我知道，这两句话是许多讨厌的“好人”们讨厌鲁迅、非难鲁迅的证据和话柄——为什么不宽容呀，为什么主张怨恨呀，为什么心胸狭窄，不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听到这类意思，心里就想：你们去怨恨去。
因为这两句话，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怀疑论者的老前辈，那位法国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两句和鲁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这是鲁迅遗嘱中另一段话。而正宗欧洲人蒙田先生临终，到底屈服了他所怀疑的宗教，请来教士，做弥撒，还留下两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
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啊?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将近三百年前的欧洲人，一位，是七十年前的中国人；一个说：“我的膝盖不听话”，一个说：“我一个都不宽恕”，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只是蒙田这话是在他死床上说的呢，还是像鲁迅那样事先写好在那里，我不知道。我真想知道，蒙田要是读到鲁迅这两句话，他的脑袋会怎样想。
在鲁迅虚构的小说中，许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说，世上太多了，中国当代新文学的时髦之一，就是动辙将主角置于死地。可是谈论死亡，则在现代中国，我不知道还有谁写得比鲁迅先生更好看、更隽永、更耐读——祭稿、悼文，原是古老的文类，而一旦写到他人的死，最是容易落尽俗套：或娇饰，或夸张，或滥情，极容易流入浅薄，以至轻佻。诚然，写他人的死，容易感动自己，甚而为他人所感动，其实就文章论，再是难写不过，因为心态毕露，更因为追记死者，是对于写作的严厉的考验。你与死者怎样情深谊长，你怎样有名位，一到追念哀悼的文章，便会漏自己的底——小范围看，譬如我们文艺圈内几十年来名人悼念名人的文章，几乎十篇有十篇我便读不下去，读下去，也不能怎样感动，顶多是得知一点死者不死便难以知道的故实，与死者，与文章的美，并不相干。
古文的祭悼的经典，不去说了。近百年来凡哀悼与纪念的篇章，具有文学的大价值，值得一再一再传诵者，我愿武断地说，几乎全在鲁迅名下——莫非这是鲁迅的命？
我平日闲读鲁迅的文章，不免发现应时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惫、略显潦草的篇幅，可是写到死亡，鲁迅便即文思泉涌，大见笔力，大显骨子，这不单是说人格的力量，更是驾驭文学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章，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语气的“平”——《纪念刘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滥用至今，单就文章论，却是一路写着，激昂上去了，平下来，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来。到了纪念柔石他们，语调苍老，无以复加。听说柔石身中十弹，鲁迅只用了四个字：“原来如此”。而明明是在纪念，却说是“为了忘却”，以文笔论，何其高明，以身世论，却是平白的老实话——我这里也来补一句实话：近时读到一种史料，方才知道柔石他们是究竟怎样被告密而丧命的，一读之下，我立即想到鲁迅。老人家生前要是知道，他会说不出话。
（二）
但我今天要说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说的，实在是鲁迅与死亡的关系。鲁迅的角角落落，七十年来被几代研究者搜索一空，大约都讲过、讲完了，我不晓得这个题目是否有人早就说起过，如果有，便算我无知——直白地讲，这题目，就是鲁迅的生前与身后，许多位与他亲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于非命，死得好惨，用文雅的说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拟定一份鲁迅身边的死亡名单，算了算，大致15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确，敬请专家指正：
鲁迅的父亲（不到40岁，死于病）
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
陶元庆（30岁上下，死于急病）
陈师曾（41岁，死于急病）
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
韦素园（30多岁，死于肺痨）
肖红（30多岁，死于肺痨）
柔石（30岁，死于死刑）
瞿秋白（38岁，死于死刑）
杨杏佛（50岁上下，死于谋杀）
郁达夫（50岁上下，死于谋杀）
许寿裳（65岁，死于谋杀）
陈仪（60岁上下，死于死刑）
郑振铎（不到60岁，死于空难）
周作人（80多岁，死于迫害）
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鲁迅的命？是谁在算这命？如果说太迷信，我们或者可以改称为无情的象征，那么，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象征什么？为什么是象征？
我没有答案。以我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历史人物，有几位的命运，是会使他周围的若干人，或者因为他，或者不因为他，而死于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毛泽东，还有毕加索。大家知道，毛润之的亲属，六位死于革命，包括长子，后来，还应该加上他的夫人。毕加索，则死前说过一句大不详的话，他说：“我的死将如海难，周围的小船为之沉没。”结果，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杀，一位儿子以车祸自杀，第四位情人死于疯人院，最后一位夫人在毕加索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夜，举枪自杀。
我们考察乱世，或者相信传统所谓“命凶”之类迷信，便发现总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断承受亲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画友持续为父母与三个兄弟办丧事，直到他孤零零一个人活。不用说，在战争年代，在某种职业如军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频频承受他人与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黄埔军人，亲身参加抗战与内战，目击太多死亡，从不谈起战争；我在纽约认识一位犹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几十位亲人，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类似的个案多不多？倘若在乱世，是否也能找出几位有过类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怀疑今天所讲，能不能成为一个话题？
现成的答案不能说服我。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惨遭杀害呀，等等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出的真实——或“非真实”——我读书太少，非要申说追究，我们需要统计与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譬如，将范围缩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没有类似的例？就我所知，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马幼鱼、沈兼士、孙伏园、徐志摹、谢冰心、陈西滢……在这长串名单中，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持续得知同学、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现在我们来详细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
先说死因：15人中，鲁迅的父亲、陶元庆、陈师曾、韦素园、萧红这五位，因病夭折，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见。其余十位，则个个属于非正常死亡：
范爱农的溺死，据鲁迅揣测，是自杀。刘和珍，典型的死于非命。
柔石、瞿秋白二位被枪毙，其死罪，当时属于“谋乱”，正面的说法是光荣就义，中性的说法，是死于政治斗争。
另三位死于谋杀：扬杏佛的死，非常著名，不说了，郁达夫的死也著名，不说了；少被说起的是许寿裳老先生，他于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因计划写作鲁迅传，为当局所忌，于1948年遭遇暗杀。我在纽约读到一份相关资料，是他在半夜睡眠中，被暗杀者砍破头颅。15人中，他是唯一一位死因与鲁迅有直接牵连者。
陈仪则身为国民政府高官，四十年代赴任台湾省省长，直接负责二二八镇压，后调任浙江省省长，1949年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意图劝汤恩伯转变，事泄，以谋反罪被枪毙。山东画报出版社某期《老照片》有专文述及，并附死刑照片，只见陈仪身体胖大，西装革履，若无其事，没有捆绑或手铐，相关记述中也说他临刑镇定，被特许独自清理文件，交代后事。
最后两位，郑振铎遭遇空难，亦属死于非命，周作人的死，则应了他晚年刻印的字句：“寿则多辱”，被红卫兵折磨而死。
再说这些死者与鲁迅的关系：
15位死者中，两位是鲁迅的血亲，即父亲与二弟。童年丧父对鲁迅毕生的影响，不言而喻。我注意到，很多大文豪童年或丧父或丧母，或丧双亲。手边没有资料，能想起的，譬如胡适、高尔基、托尔斯泰、海明威，罗兰•巴特，就都是。周作人的死，鲁迅当然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又知道文革的发生，必有大感慨。
范爱农，鲁迅早年的同学与挚友，鲁迅晚年整理著作，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诗。以我的偏见，《范爱农》一文，妙不可言，纯就文学价值论，尤甚于他纪念刘和珍与柔石的文字。
陈师曾，画家，陈寅恪的哥哥，与鲁迅是留日同学，回国后同在教育部任职。鲁迅一生多有画家朋友，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日后出版《北平笺谱》，还写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陈是齐白石最早的识赏者，将他的画携去日本展览销售，被齐白石视为恩人。
陶元庆，鲁迅小说集的封面设计者，鲁迅最为传神的两件肖像，我以为一是司徒乔先生画的遗像，一幅，便是陶元庆的木炭笔肖像。陶君死后，鲁迅自出三百大洋为之购置坟墓，情谊非同一般。
刘和珍的死，因鲁迅的文章而大有名，以至三一八惨案的其他亡灵显得次要——这是文学的诡谲，也是死者与生者的关系的诡谲，下面还会说到。不过近年有文论说刘和珍是鲁迅的暗恋者，我以为是好事之论，不足道，即便是，也非鲁迅痛悼的理由。
韦素园、萧红是鲁迅著名的忘年交。对前者的死，鲁迅纪念专文中出现少见的哀惋。后者的死，鲁迅不知道，以他晚岁与二萧近于亲昵的交往，可知对萧红的识赏与欢喜。
柔石与瞿秋白之死于鲁迅刺激之深，不必说了。历来，鲁迅与瞿秋白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瞿秋白临刑前的《多余的话》，才是他，也是共产运动史真正重要的文献。在另一面，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与鲁迅不配的，而鲁迅寂寞，要朋友。这两位江南人半夜谈革命，和当时职业革命家是两类人格、两种谈法、两个层次，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又是怎样谈——我所注意的是，鲁迅与他这位“知己者”都不曾梦到身后双双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围，并双双拥有阔气的坟墓，一在南，一在北，结果八宝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间被砸毁——两座墓的命运，也可窥见两位“知己”的真关系。
杨杏佛的死不见于鲁迅专文，或者如他所说，平辈死亡总不如晚辈的死那么令人哀痛，但他不避暗杀径赴悼唁的细节，反倒比杨杏佛的死更著名。
以上死者死于鲁迅生前。以下几位，则死在鲁迅身后，为什么也要说呢？因为他们与鲁迅生前的关系，以及在鲁迅死后的结局，同样构成环绕鲁迅的死亡图景。
郁达夫，是“创造社”中唯一一位与鲁迅熟腻无间，不存介蒂的人。又是15人中唯一一位死于外国侵略者之手，结局之凶，犹甚于鲁迅生前所目击的朋友的死亡。
许寿裳与鲁迅的终生情谊，超越老同学关系。在古代，是要树碑立传的，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不予宣传。鲁迅死，多少人以守护鲁迅为终生职志，忠厚耿介如许寿裳，是唯一为此丧命的人。
郑振铎与鲁迅的友谊比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而死于空难，毕竟可惜。
值得一说的是陈仪。假如我没记错，他是鲁迅留日同学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最高者。鲁迅与他什么关系呢？在日本，许寿裳、陈仪两兄弟是和鲁迅极要好的同学。鲁迅晚年生气时，常会说：“我去找陈仪当营混子去！”若交谊不深，他断然不会讲这种话。鲁迅通信集不见两人的书信，以陈仪准国民党官方身份而不见于鲁迅研究资料，并不奇怪。如有学者熟悉此人，我极愿请教，有他在，鲁迅交友录才能比较地非政治化，对于认识民国年间人物关系的真相，多有助益。
这15位死者，除了至亲，分别是鲁迅的老友、挚友、良友、晚生。而其中被镇压，被枪毙，被谋杀的暴死者，竟多达7位，这种遭遇，任何人哪怕只经历一次，都是刺激至深的创痛。而鲁迅朋友死于死刑的人数其实还可加上4位：譬如与鲁迅缘分较浅、同柔石一起遇害的殷夫、冯铿，譬如他从未谋面，却将死牢里写成的遗作辗转托付给鲁迅的方志敏。论到五四战友，我们不该忘记死于绞刑的李大钊。
最后，催促鲁迅写小说最“着力”而晚景凄凉、贫病而死的陈独秀，生前也和鲁迅有过超越友谊之上的历史关系。
（三）
至此，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我不做鲁迅研究，只是喜欢说起他。去年我说“他好看、他好玩”，虽是恭恭敬敬心里话，毕竟语出偏锋，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调子忽然暗下来，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那么，鲁迅的命题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从以上这份死亡名单和鲁迅先生关于死亡的态度，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观。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价值或意义，早有教科书不容质疑的定论在。我讨厌一切定论，我欢喜的是鲁迅这个人。我常想，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七十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无辜一些。
什么叫做无辜？我愿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这便是一个人格外无辜的一刻。鲁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凶险，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顺序中，并不事先知道谁会死，怎样死法，谁是下一位。今天海婴先生健在，他当年便是一位小小的无辜者：从他出生到七岁，他完全不知道楼下父亲房间里传来什么凶信：他两岁那年，柔石被拉出去枪毙；他五岁那年，瞿秋白在楼下厢房里躲藏过，不久也给拉出去枪毙；许寿裳更是周家的常客，结果脑袋给砍得裂开来……。
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份人家：鲁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为安定的十年，平心而论，那也是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十年，但其间是鲁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难。这些周家的家事，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但我们要分清楚：教科书不等于历史。
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但我要自己阅读它：以下陈述与教科书多有重合，我来一路试着分分开。
譬如，为什么这些鬼魂与鲁迅老是有关系？依照教科书的解释，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是的，鲁迅时代的世道凶险，今日青年极难想象，而那时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扰动国家，以至文人的危险，犹甚于今天的武人。而教科书不会说：危险与危险者从来是双向的：鲁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当时与鲁迅往来如瞿秋白、柔石、陈庚、冯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话，不存贬义，便是标准的亡命之徒。
所以鲁迅自己就是个危险者。教科书告诉我们：鲁迅生前长期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被各种思想与势力视为危险。但教科书训条从来是单向的，大家不要忘记：直到今天，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我们只要看看追随鲁迅的青年：胡风、冯雪峰、萧军、川岛、聂甘弩……虽然没有被枪杀，但个个恨恨而死，不得好活，只是鲁迅要能活转来写写他们，他必须为学生们的这种活法与死因，寻找别的说法。
这些鲁迅后事，大家都知道，我想说的意思仍然不是这些。
鲁迅的早岁、中年与晚期，分别历经清政府、军阀执政府与国民政府。实在说，他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他是晚清官费的海归派，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后来走开单干，靠近左翼，一如胡适的归属右翼；鲁迅的书被国民党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胡适的书被新中国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不论怎么说，这两位五四人物终究不过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异端。异端，是顺逆两面、左右两派，甚至在自己的阵营中都不讨好的人。史料证明：鲁迅与左翼，胡适与右翼，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而鲁迅较之于胡适，尤为异端。
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捡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从欢欣、参与而背弃，就为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我们看见，在政权与死者两面，鲁迅一则咒骂，一则哀鸣，一面叫嚣复仇，一面又洞见虚空，他所惊怵者，不是屠杀，而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准烈士，但他发现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磷，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早年说过一句著名而天真的话：“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里去！”文句是漂亮极了，可是说这话时，柔石他们都还小，结果长大了，半夜拉出去给枪毙。
鲁迅害怕吗？非常害怕，又非常不害怕——教科书一再标榜鲁迅大无畏，可鲁迅分明没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惊骇与恐惧：早在军阀时期，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不要去送死；广州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这么杀人，自称“吓得说不出话”；白色恐怖时，则每遇凶兆就逃亡。这是鲁迅怯懦么？当然不是。鲁迅的大无畏——我要说，同时也是他的大无辜——是他越过时局，绕过时政，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
什么是死神？死神就是消失、乌有，是死亡本身。它不讲是非，不问对错，不是阎罗王，不是上帝，不是命运，也不是哲学，死神，可能是这一切的总和，也是这一切的取消，直白的说，死神就是一具棺材，一具尸——罗兰•巴特有一次讲演完毕，一位学生轻蔑地质问他：“死亡被你说得那么单调？！”巴特的讲演说些什么，我不得知，但我从晚期的鲁迅那里得知，他看破种种死亡的辩护，试图摆脱死亡被赋予的一切诗意。
死，革命的说法是“牺牲”、是应该，所以标榜死亡，指为“献身”，以之宣传；死，统治的说法是“平乱”，也是应该，所以为杀戮正名，或苦于隐瞒。鲁迅是这两种死亡观的大异端——他疾恶如仇，而心肠太软，他顾惜人命，所以避凶求生。他向两边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辩，也不肯为死者化妆。在略微平静的时刻，他常以历史的体贴，指着统治方，给古昔的死者入情入理评析他们致命的误会：在他晚期的《虐杀》、《隔膜》与《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他细数历史具体而微的祸端、言之有理的杀戮，给古往今来种种死亡的名目与鬼魂赋予近乎滑稽的悲惨，甚于悲惨的滑稽——这是鲁迅可怕的天才，他以浅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
历来的统治者，从未失败。
鲁迅喜欢宣称失败。除了早岁剪去辫子的大快乐，我不记得他曾欣然写到过胜利的向往与狂喜，而死亡的素材他却从来不肯错过：书写死亡，说穿了，正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中国古典作家直到五四作家群，我们很难找出一位作家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像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
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我总想悄悄诘问鲁迅：他的时代的现实，果真这么糟糕、黑暗，除了血腥还是血腥？或者，在古昔、在他身后，偏偏只有他遭遇了最黑暗的时代么？
七十年过去了，来回看看，我们理应成熟而同意道：没有一个时代全般黑暗，或格外光明。一如历来的政权夸示太平，并夸张敌党的危险——鲁迅也可能涉嫌夸张了。以他罕见的资质：天性的、道德的、心理的、尤其是文学的敏感，鲁迅一路搜寻并言说目所能及的死亡，而他果然一再承受朋友们不折不扣的死。但在所有能够给出的答案中——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我仍然不能确定：究竟是鲁迅格外不幸而一再遭遇这许多血腥的命题？还是千百年来运行不息的血腥命题忽然遭遇了他？
这是彼此选择、彼此凝视、彼此周旋的关系：在鲁迅一面，死亡是他文学的痛点，美学的核心；在死神一面，则既有这么一位敢于触问天机，贸然与死神对帐的人，那就持续袭击这个异端，夺取他周围的若干生命，成全他，给他灵感，看他怎样。
（四）
在所有死亡中，最夸张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终其生，鲁迅反反复复纠缠于死刑之念——青年时代遭遇秋瑾与徐锡磷之死，是死刑的一课；目击死刑的围观，弃医从文，又是死刑的一课。当晚期鲁迅的青年朋友接连死于死刑，死刑，早就是鲁迅欣然嘱目的图景。
而鲁迅书写死亡的风格，一开始便即毒辣而透辟，笔法简骇，不动声色，决不为死者说句软话，仿佛他就是死神——辛亥革命可歌可泣，鲁迅笔下不过是一枚人血馒头；阿Q死到临头，鲁迅引我们笑他画不像死刑签纸上的圆圈；眉间尺的复仇过程也可算是死刑的执行，写人头砍落，惜墨如金，连文字都飞快得不及看清，而油锅里三颗脑袋的追逐厮杀，写来神采飞扬——他自己说“故事新编”多是游戏之作，并非谦抑，因“游戏”一词未见得贬义，而他深味笔墨的快感，只不便明说而已。
鲁迅研究者应该搜索鲁迅杂文中提及死刑的大量词语及意像：杀头、剥皮、斩决、袅首、示众、万人争睹，麻木的围观……在他的年代，死刑方式尚处于前现代文明，有如扮相浓重的古装剧，耸动视听。我可恨读书太少，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天天忙碌，文学家怎样看？怎么写？与鲁迅关于死刑的言说相比附，将会有怎样的异同与启示？而鲁迅要是读到福柯同志关于刑罚的史学，将有怎样的回应？
当早年的死刑记忆搜罗殆尽，鲁迅经常借取报端新闻中关于酷刑与死刑的报道，“立此存照”，发为文章，评述的语气一如以往，即便涉及共产党员的遇难——如著名烈士郭亮——也照样用词严冷，不动声色。然而以上死亡多少凭借间接的消息，鲁迅靠得是想象与内心的剧情。但很快他就不必想象，并超乎想象——当砍头进化到枪决，个别判罪扩大为公开的镇压，而游街示众改为秘密处死，鲁迅从横遭暴死的学生、朋友和知己那里，始得领教什么叫做死神。
这时，鲁迅发现小说已不能承受死亡，从此开始直接书写有名有姓的死。他以死讯的刺激换取书写的快感，又以这快感，卸脱死讯的创痛，好比自制毒品，自己用。日常调侃中，死刑之念也给他引来轻微的兴奋，在一封闲谈的信中他劝对方不要在意某本书无法出版，他写道，这总要比“子弹穿过脑袋”好得多了。而以调皮的口气讲述残酷，从来是鲁迅的天性。
但他到底黯然承认游街示众、袅首围观，并非如他早岁蓄意攻击的那般残酷。有如一再推翻自己早年的意见，他发现真的不堪，是他在“略论暗暗的死”之中所揭示的无名与“寂寞”。这“寂寞”，不在世人不知道，而在明明知道，闷在心里，不敢说，不敢写，更不敢发表。未被书写的死亡岂不等于白死么？而亡者的旅程，有幸者，是能进入文学——鲁迅与死亡的真关系，追究下去，其实是死亡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能够承载多少死亡？不入文学的死，太多太多了。古事说不过来，近世，随举二例：我的祖父在国民党军中曾有一支湖南友军在解放前夕因叛变事败，数百人就地解决，连夜活埋；沈从文晚年一再提起他少年时亲眼目击五千名湘军被疑为叛乱，集体处死。在他的散文中便曾以另一种角度描述少年时代目击杀人，好比家常便饭……这些事告诉鲁迅，他会惊骇么？
可能会，可能不会。鲁迅饱读古籍，是从历史中刻意解读死亡的人。他的解读总归同时兼有两面：一是比常人敏感而惊痛，一是比常人看透而冷峻：他人选择沉默，他叫道：看哪！又一条性命！他人激愤慷慨，他却惨笑，仿佛说：从来如此，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因此总想对鲁迅说：除了不死的文学价值，他的亡友们恐怕并不像他高贵优美的悼念那样，果真被赋予难以磨灭、难以逓夺的意义，他们只是有幸认识鲁迅。历来的烈士与冤鬼，何止千万，仅这几位，一死之后，有鲁迅给他们写写文章，留在纸面上。在纪念柔石的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他说对了。那些被他痛惜的“很好的青年”今天都供在烈士牌位上；他也说错了，因为被不断说起的其实是他的文章与文笔，而朋友的性命，如今只剩一种可见的价值，即换取鲁迅的文章。
鲁迅看不起他的文章，他甚至看不起写文章这回事。到了笔写，已是末路，这是他常说的话。他又以“坟”命名他的书，对自己的文章既顾惜，又达观，与他对死的认知，如出一辙，因他洞见文章与性命同样，终不免一死。他写道：
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垅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尘，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
写下这些时，鲁迅想必得意，得意于又一段好文字。而以亡友性命换取的这些文章，又换取了什么？
斯宾格勒曾经说：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文学会将俄罗斯引向过去，引向东正教；托尔斯泰的文学导致革命，与社会主义。假如我们同意这样的意思，那么回看中国，譬如，胡适的主张可能引向至今未见端倪的民主，鲁迅的文学则天然地襄助革命。为什么呢？前面说了：革命颂扬“牺牲”。近世中国，有谁比鲁迅呈现过更为精彩的死亡文献？而革命果然成功了，理所当然地，在他身后，他的文章乃成为革命求之不得的大礼，他的姓名，乃成为革命的人质与祭品。
有幸而不幸，鲁迅与托尔斯泰均死在本国革命的胜利之前。这两位异端都应了鲁迅说过的话：“一瞑之后，言行两亡”，此后的俄国，谁再敢写信劝皇帝：“你悔改吧”；此后的中国，谁还能出面津津乐道谈死亡，而且是美文。
最后，便要说到鲁迅自己的死。
（五）
鲁迅之死，因为病，也因为难以企及的任性。他长期沉溺于毁损健康的作息，拒绝休息，不肯疗养。他不是寻常意义的利他主义者，但也不肯利己。他确曾试着活下去，像一位人子与人父，同时存心熬干性命，朝死路走。晚期，关于他的亡友，还有他心照的死亡，他似乎话已说尽，于是便有那篇关于自己的死亡的短文：
“这样的就算是死下去么？”他说“我也不知道。”
语气平静，仿佛中低音。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自己弄到死：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胆的自弃。
鲁迅死了。我们没有理由为他伤感。论死因，那是当时普遍的肺病，不算格外稀有；论寿命，虽不长，不能算是夭折；论迷信，陨殁过程不及两天，痛苦有限，诚属善终，是民间舆论的“好死”；论家族，则周家七十年来子翤兴旺，儿孙满堂，所以论“命”，鲁迅之死比五四一代牺牲者及他身后几代文人的各种死法，简直天差地别。
鲁迅的葬礼，虽非国葬，犹胜于国葬，此后三易其墓，世纪以来中国文人的葬礼与光荣，无人望其项背。七十年来，鲁迅一步一步被利用、被神化、被曲解，被架空，是另一大话题，但鲁迅配得上当年的葬礼与哀荣——近来我翻阅孔另镜的女公子编写的图文集《痛别鲁迅》，才知道当天抬送遗体下楼的是租界殡葬馆的外国人，才知道十几位扶棺的文学青年当时事后，争执不休……我凝视这个人的葬礼，又想到死神与他的关系。
死神宽待鲁迅，给他好好的死，也总算送走了中国地面上这位纠缠死亡的人。死神了解鲁迅，一如鲁迅了解死神。但人间了解鲁迅么？覆盖鲁迅遗体的大旗帜写着“民族魂”，真是大误会、大讽刺。单说死亡命题，这个民族喜欢思考、谈论吗？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着便好，何必要去说——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不是民族魂。
我猜，鲁迅知道身后将迎来大讽刺，所以他决绝——“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这是他遗嘱中最先想到的话。他是“鲁迅”呀——此刻，我又想到当年周作人的话——怎可能“拉倒”？怎可能不纪念？鲁迅偏这样说，那是他的醒豁，也是他伟大的“嗔”。在与死亡和解前，他要再此申说他与世人世事的种种不和解。“由他们怨恨去吧，我一个都不宽恕”，看来在死床上一路想想，他最后念及的还是他厌恶的人。
那是广义的厌恶，广义的决绝，是对人世无话可说的爱。在我读过的临终之言中，格外心仪西班牙导演布努艾尔的话，大意是说：死便罢了，但最好每年让他从坟墓里溜出来，买几份报纸带回去，看看人类在他不在的时候又干了些什么卑鄙愚蠢的事。说了这话，布努艾尔还没忘带一句，说他痛恨报纸与媒体。
少年时读戈宝权编译的《普希金文集》，说到诗人死前过着近于自暴自弃的宫廷生活，完全不知道多少读者爱着他，敬重他，在他出殡的日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守候他的灵柩——七十年前，鲁迅叨念那些怨恨他的人，扔下几句话，“一瞑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围拢来，给他鞠躬，与他永别。葬礼的回忆录写到有位瘸腿小男孩，七八岁，一瘸一瘸走到鲁迅遗体前，站着不肯走，鞠躬再鞠躬。小孩怎可能懂得鲁迅呢？此后新中国茫茫人海中，这孩子在哪里？
冷看死者身后的人间相，鲁迅多有刻毒而厚道的深论；而揣度自己死后的情状，鲁迅却也究竟说过软话的，然而还是他一贯的顽皮相。在《阿金》这篇短文中，他忽儿笔锋一转，谈到他死后：
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得起同乡会。
夹在描述作天作地弄堂娘姨的词语中，这是顺口一句玩笑话，然而有深意——国民党检查机关特意删去这段话，因政权最怕的是聚众——那么，我所谓的“深意”是指什么呢？
姑且不去追究吧，但何止同乡会。七十年来，我们开了多少大大小小鲁迅纪念会与研讨会——刘和珍在哪里？柔石在哪里？瞿秋白在哪里？他们也死了七十多年了，要不是鲁迅的文章，如今谁还认真说起这些被子弹穿过脑袋的人。
这篇讲演已经太长了。我们开这些会，纪念鲁迅的什么呢？去年在鲁迅纪念馆讲，我只怕老先生从隔壁故居走过来；在今天的会场，在空中，鲁迅先生恐怕又在笑我们，当然，他自己照例不笑的——当我说鲁迅“好看、好玩”，会不会涉嫌夸张？此刻艰难地陈述他与死亡的关系，是不是亦属强词夺理？
最后，仿照鲁迅的说法：我谨“发愿”——将死亡还给死亡，将鲁迅还给鲁迅。
2006年5月15日
注：前天我请教北京鲁迅纪念馆馆长孫郁先生，他说日本人丸尾常喜写过一本书，也谈到鲁迅与死亡，叫做《人与鬼的纠葛》，五年前译成中文，但此前我不知道这本书。
(《准风月谈》)
敬一尊
听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２〕，中国的道德就变坏了，尤其是近时的青
年，往往看不起老子。这恐怕真是一个大错误，因为我看了几个例子，觉得老子的
对于青年，有时确也很有用处，很有益处，不仅足为“文学修养”之助的。
有一篇旧文章——我忘记了出于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曾有一个道士，
有长生不老之术，自说已经百余岁了，看去却“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样。有
一天，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阔客，突然来了一个须发都白的老头子，向他要钱用，
他把他骂出去了。大家正惊疑间，那活神仙慨然的说道，“那是我的小儿，他不听
我的话，不肯修道，现在你们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么不成样子了。”大家自然
是很感动的，但到后来，终于知道了那人其实倒是道士的老子。〔３〕还有一篇新
文章——·杨·某·的·自·白〔４〕——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志之士，学说
是很正确的，不但讲空话，而且去实行，但待到看见有些地方的老头儿苦得不像样，
就想起自己的老子来，即使他的理想实现了，也不能使他的父亲做老太爷，仍旧要
吃苦。于是得到了更正确的学说，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
学说那有这么圆满而堂皇呢？这不也就是老子对于青年的益处么？
那么，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没有法子么？我以为不然，也有法子想。这
还是要查旧书。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一个
老女人在讨饭，忽然来了一位大阔人，说她是自己的久经失散了的母亲，她也将错
就错，做了老太太。后来她的儿子要嫁女儿，和老太太同到首饰店去买金器，将老
太太已经看中意的东西自己带去给太太看一看，一面请老太太还在拣，——可是，
他从此就不见了。〔５〕
不过，这还是学那道士似的，必须实物时候的办法，如果单是做做自白之类，
那是实在有无老子，倒并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先前有人提倡过“虚君共和”〔６〕，
现在又何妨有“没亲孝子”？张宗昌〔７〕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书”
“五经”罢。
十一月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慨自欧风东渐以来” 这是清末许多人笔下常常出现的滥调；“欧
风东渐”指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３〕 关于道士长生不老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引五代汉王仁裕
《玉堂闲话》：“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
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上数人造
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
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
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
儿愚马矣，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
(《准风月谈》)
——兼示丰之余先生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所以在王家沙下车了。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没有买到，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我并不说每一个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这样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
今天看见《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没有比这两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
敢问。”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给他，也许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外的话觉得还有一点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不想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虽然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这是他以为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了。而这所谓中国书，从上文看来，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话文书。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现在，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为了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 庶几免是非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施蛰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少看中国书”二句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３〕 《易经》 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书经》，又名《尚书》，儒家经典，我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准风月谈》)
——《庄子》与《文选》之论争
万秋先生：
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把我派做“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至于我呢，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这万象皆秋的环境中，即使丰之余先生那样的新精神，亦已不够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
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
此外，我还想将丰之余先生介绍给贵报，以后贵报倘若有关于征求意见之类的计划，大可设法寄一份表格给丰之余先生，我想一定能够供给一点有价值的意见的。
不过，如果那征求是与“遗少的一肢一节”有关系的话，那倒不妨寄给我。
看见昨天的贵报，知道你预备将这桩公案请贵报的读者来参加讨论。我不知能不能请求你取销这个计划。我常常想，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而报纸编辑正如那赶来赶去的瘦裁判，读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里的无理智的看客。瘦裁判总希望拳击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了下来，Ｏｎｅ，Ｔｗｏ，Ｔｈｒｅｅ……站不起来，于是跑到那喘着气的胜者身旁去，举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着“Ｍｒ．Ｘ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你试想想看，这岂不是太滑稽吗？现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这两个拳击手中间的一个，但是我不想为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继续扮演这滑稽戏了。并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见今天《自由谈》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着那几句俗语吗？“舌头是扁的，说话是圆的”，难道你以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会得有真是非产生出来呢？
施蛰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报》《火炬》。
《扑空》正误 丰之余
前几天写《扑空》的时候，手头没有书，涉及《颜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
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行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十月二十五日。
突围 施蛰存
（八）对于丰之余先生，我的确曾经“打了几拳”，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但是丰先生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站在丰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说站在正邪说那方面）的文章却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却真有“一个人的受难”之感了。
但是，从《扑空》一文中我发现了丰先生作文的逻辑，他说“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并非专为他个人而发的”。
但下文却有“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预料的还空虚”。不专为我而发，但已经预料我会辩驳，这又该作何解？
因为被人“指摘”了，我也觉得《庄子》与《文选》这两本书诚有不妥处，于是在给《大晚报》编辑的信里，要求他许我改两部新文学书，事实确是如此的。我并不说丰先生是恨我没有推荐这两部新文学书而“反对《庄子》与《文选》”的，而丰先生却说我存着这样的心思，这又岂是“有伦次”的话呢？
丰先生又把话题搭到《颜氏家训》，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并为一谈，说推荐《颜氏家训》是在教青年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而且我还以身作则，在读一本洋书；说颜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书；从丰先生的解释看起来，竟连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会这样巧！
我明明记得，《颜氏家训》中的确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教子弟学鲜卑语，学琵琶，但我还记得底下有一句：“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颜之推并不劝子弟读外国书。今天丰先生有“正误”了，他把这故事更正了之后，却说：“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
这个，我倒不懂了，难道我另外还介绍过一本该“齐士”的著作给青年人吗？如果丰先生这逻辑是根据于“自己读外国书即劝人学鲜卑语”，那我也没话可说了。丰先生似乎是个想为儒家争正统的人物，不然何以对于颜之推受佛教影响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对于我自己看一本《释迦传》如此之不满呢？这里，有两点可以题出来：（一）《颜氏家训》一书之价值是否因《归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杀？况且颜氏虽然为佛教张目，但他倒并不鼓吹出世，逃避现实，他也不过列举佛家与儒家有可以并行不悖之点，而采佛家报应之说，以补儒家道德教训之不足，这也可以说等于现在人引《圣经》或《可兰经》中的话一样。（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经》，其意义也等于看一本《谟罕默德传》或《基督传》，既无皈佛之心，更无劝人学佛之行，而丰先生的文章却说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头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百喻经》而引为同志矣。
我以前对于丰先生，虽然文字上有点太闹意气，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扑空》这一篇，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我呢，套一句现成诗：“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原是无足重轻，但对于丰先生，我想该是会得后悔的。今天读到《〈扑空〉正误》，则又觉得丰先生所谓“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又正好留着给自己“写照”了。（附注）《大晚报》上那两个标题并不是我自己加的，我并无“立场”，也并不愿意因我之故而使《庄子》与《文选》这两部书争吵起来。
右答丰之余先生。（二十七日）。
十月三十一行，十一月一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大晚报》 参看本卷第２４页注〔４〕。该报自一九三三年四月起，增出《火炬》副刊，由崔万秋主编。
〔３〕 “逍遥游” 原为《庄子》书中的篇名，这里是借用。
〔４〕 《颜氏家训》 北齐颜之推著。颜本为南朝梁人，后投奔鲜卑族政权北齐。隋初，太子召为学士。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经过五胡之乱，鲜卑族居统治地位的时期。
〔５〕 义和拳 即义和团，清末我国北方农民和手工业者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一九○○年（庚子）曾英勇抗击八国联车的侵略，后来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
〔６〕 施蛰存在《大晚报》征求答案的表格“目下所读之书”栏内，填了一部《文学批评之原理》（英国李却兹著）和一部《佛本行经》。
〔７〕 《归心篇》 是《颜氏家训》中的一篇。主旨在说明“内（佛）外（儒）两教，本为一体”，而对一些人加于佛教的批评和怀疑作种种解释，篇末并举有因果报应的例子数条。参看本篇“备考”《突围》。
〔８〕 丰子恺（１８９８—１９７５） 浙江桐乡人，美术家、散文家。
〔９〕 《孟子》 儒家经典，是记载战国中期儒家代表人物孟轲的言行的书，由他的弟子纂辑而成。
（《准风月谈》）
丰之余
还要写一点。但得声明在先，这是由施蛰存先生的话所引起，却并非为他而作的。对于个人，我原稿上常是举出名字来，然而一到印出，却往往化为“某”字，或是一切阔人姓名，危险字样，生殖机关的俗语的共同符号“××”了。我希望这一篇中的有几个字，没有这样变化，以免误解。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话难，不说亦不易。弄笔的人们，总要写文章，一写文章，就难免惹灾祸，黄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于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写错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对象了，他们也真是无拳无勇，只好忍受，恰如乡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称为“阿木林”之外，没有办法一样。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２〕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见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一个“自注”道——
“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３〕，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还有一句是—— “幸‘萌科学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４〕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十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 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思想渐趋保守。著有《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等。他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论语》半月刊上连续发表，下文所引诗及注，都出自集中的《阅卷杂诗》六首（载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六期）。“有写‘倡明文化’者……”，系《杂诗》第一首的“自注”；“幸‘萌科学思想之芽’”，系《杂诗》第六首中的一句；“先生犯了弥天罪……”系《杂诗》的第二首。
〔３〕 倡予和女” 语见《诗经·郑风·萚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汝）！”
〔４〕 “先生犯了弥天罪”四句，据刘半农在这首诗的“自注”中说：“古时候九流，最远不出国境，今流往外洋，是加一等治罪矣。昔吴稚老言：外国为大油锅，留学生为油面筋，谓其去时小而归来大也。据此，流学生不特流而已也，且入油锅地狱焉，阿要痛煞！”
[其实我想找的是《感旧》，竟不好找，只好找来这一后了。]
（准风月谈）
丰之余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２〕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３〕，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４〕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５〕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准风月谈》)
上个月《大晚报》的编辑寄了一张印着表格的邮片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十月八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２〕 施蛰存 江苏松江人，作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主编《现代》杂志。
〔３〕 庄子死后被劈棺的故事，见明代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说：庄子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国王孙；成婚时，王孙突然心痛，他的仆人说要吃人的脑髓才会好，于是田氏便拿斧头去劈棺，想取庄子的脑髓；不料棺盖刚劈开，庄子便从棺内叹一口气坐了起来。
〔４〕 《烈女传》 汉代刘向著有《列女传》，内分“贞顺”、“节义”等七类。这里可能即指此书。
〔５〕 “第三种人” 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