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策

其次可能间接激化广告商和用户的矛盾，现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广告，在免费时代，我们还可以容忍，但是当广告占用了我们上网的大部分流量的时候，还能容忍吗？当电信实施按照流量收费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花钱去看广告，我想没人愿意吧，虽然目前也不能确定一定会按照流量收费，总之电信的这个改革势必会产生更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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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是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周年，如果从一九○五年算起，就有一百年了，而一九○五年乃是日俄战争结束的年份。日俄战争作为日本和俄国之间争夺满洲权益和朝鲜统治权的战争，对日本来说是最初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两国的背后有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存在，各帝国主义之间由此展开了以各自的权益为前提的复杂的外交周旋。一般认为，世界于一八八○年进入了这样的时代，即这些国家间帝国主义的争霸和对立，以及对世界各地区的政治经济进行统治与殖民地化的时代。日本经过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年)的政变确立起了萨长藩阀的权力统治，并明确选择了普鲁士式君主立宪的天皇制国家道路，由此开启了日本帝国的征程。从明治十四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正是一个甲子，我将此称为帝国日本的六十年。这样，对于日本来说出现了两个六十年，即帝国日本的六十年和战后日本的六十年，这中间夹着太平洋战争。在此，我设定出这两个六十年并试图在此框架下来思考日本的现状以及日本与中国及东亚的关系。一旦做出这两个时段的设定就会使人注意到，帝国日本从形成到遭遇挫折实际上走过的是一段过于急促奔忙的发展历程。这在我对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作“精读”(译者注：指作者二○○五年四月由岩波书店出版的《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精读》一书)时就注意到了。《概略》刊行于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年)，至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帝国日本战败也仅有七十年。而《概略》中福泽所描绘的日本文明化(现代化、西方化)的设计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行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日本的文两个六十年与日中关系明化在历史上所实现的是怎样一种东西？其后果如何呢？这也正是我们要在历史中寻找的。福泽的日本文明化论或者日本的文明化过程作为一个发展周期经历了六十周年，而从一九四五年至今我们又走过了一个周期。 把两个六十年重叠在一起来思考，使我产生了某种类似于恐惧的感慨。我首先痛切地感到自己的人生历程之快和历史发展之迅速。其次，对于见证了帝国日本六十年之终结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战后日本六十年的终结更给予我们一种暗淡的预感。后一个六十年并非前一个六十年的简单反复，然而却让人预感到一个历史性周期的暗淡终结。帝国日本的六十年的暗淡终结毕竟给战后日本带来了相应的期待和光明。而今，我们又迎来了战后日本六十年即战后体制的终结期。可是，在这一个历史周期即将完毕的现在，我们给日本及亚洲的将来又能带来怎样的希望呢？目睹了最近日本的国内状况和日中、日韩之间国际关系的变动，我不能不痛感到这战后六十年是怎样的六十年啊！回首往昔我油然而生悔恨之念：我们所生活过来的这六十年难道就只是在当今造就了如此的事态吗？在此，我要谈的也只是对日本这六十年来的悔恨之情乃至基于悔恨之上的我的抗争。 近日读到莫邦富先生的《日中何以无法相互理解》(平凡社新书)，我听说他曾经想用“日中友好时代已然终结”来命名此书。的确，这本书中所论述的并非“日中何以无法相互理解”，而只是依据令人绝望地展示“日中友好时代已然终结”的论据资料并据此做出了自己的观察。他断定“日中两国关系在未来二十年内绝无好转的希望”。那么，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位观察家的预言呢？如果说他的预言太悲观了而将二十年再缩短一些就可以了吗？不然。因为我们观察目前的事态，不得不承认使他做出此种悲观预测的事态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必须由此出发去重新思考。莫邦富指出，日中友好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东亚进入了两虎相争的时代，并预测在亚洲不久将迎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三强时代的到来。两虎相争也好，三强时代也好，这在亚洲都是未曾有的事态。帝国日本的六十年乃是日本在亚洲成为一强、而后又受到挫折的时代。战后的六十年则是日本再次确立经济上的亚洲一强地位，并逐渐走向繁荣、停滞乃至衰退的时代。的确，我们还是第一次实际经验到亚洲两虎相争的时代，而亚洲霸权之争已经开始，这样的说法源自围绕亚洲国际政治动向所做出的权力理论的推论。这种推论正在渐渐增强其现实的味道。莫先生“日中两国关系在未来二十年绝无好转的希望”这一预测不仅基于在中国逐渐扩大的反日方面的信息，也为亚洲霸权之争将愈演愈烈的国际权力学说的推论所证实。因此，我们如果不赞同莫先生悲观的观测，就得从与构成上述悲观论预测不同的别一种视角或者立场出发而提出反论。对此，我将在本文的最后论之。 然而，在友好关系结束的同时所迎来的两虎相争时代对日中双方的国民来说都不是什么幸福的事情。不用说，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国民亦然。何以造成了这样的事态？当然，事态的恶化产生于日中间的相互关系，然而，其首要原因在日本，即长期经历了亚洲一强独霸时代的这个日本。因此，有关日中关系恶化的责任首先要日本来负责。正是以小泉为首相的这个日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孕育出这个日本的正是战后的六十年。人们认为，在战后六十年的这个时期里，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都处在政治的转折点上。我上面说从一八八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帝国日本的六十年是一个文明化的周期展开又走向终结的时代。同样，战后日本的六十年亦是一个时代的展开与终结的时期。不仅日本，中国和韩国亦如此。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任何变化都不会只是一个国家的变化。当然，如何变化则由该国的条件所规定。日本的变化乃是由战后日本六十年所规定的。那么，战后日本的六十年是怎样的周期呢？ 如果说，日本的战后体制基本上是根据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和平主义的国家原则而维持下来的一种体制，那么，谁都会立刻用日本实际的战后过程来修正这种说法的。日本的战后过程，实际完全是依存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只不过自己标榜和平主义国家的立场而已。其实，所谓的战后过程正是日本实现其经济大国化的过程。更需要补充的是，日本现在能够成为一个大国，在于它拥有军事上处于世界前茅的自卫队这种军队，同时在远东把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冲绳提供给美军，并每年负担其超过六千六百亿日元的驻留经费。因此，我认为应该说日本的战后体制存在于下面这样一种乖离错位之中：一个明言基于宪法的和平主义国家且自己也如此认为的日本，同时是一个经济上世界第二的大国、又是霸权国家美国在亚洲最有力的合作国家以及作为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的日本。 正是存在于这种乖离错位之中的战后日本，使自身保持了与帝国日本之间既联系又不联系的二重意识。以宪法为前提的和平主义日本乃是与军国主义日本诀别并决意永远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日本。和平国家的意识已经深深渗透到国民中间。这种渗透到国民中间的和平主义，正是抑制把自卫队进一步变成军队的进程的一种力量，也是抑制修改宪法动向的力量。我殷切期盼中国和韩国的国民能够知道日本还有和平主义国民的存在。必须指出，掩盖这种和平主义国民的存在，只言好战的日本国家和国民，正是国家权力对自己的国民所设下的圈套。 然而，战后日本通过朝鲜战争使自己的经济力量得以恢复，又在世界冷战格局和日美安保体制之下维持了非政治的经济国家的状态从而实现了经济上的大国化。这种日本的大国化使其与帝国日本的连续性意识得到恢复。仔细想来，除了包括一九四五年战败在内的不出十年的时期之外，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日本在亚洲一直是一强独霸。这个亚洲一强独霸的日本作为具有连续性意识的帝国日本，乃是经由脱亚而实现了与发达国家比肩的日本。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欧美列强行列的日本，现在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在八国集团中占有一个席位，甚至期待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意识到与帝国日本之连续性的大国日本，却又未能与亚洲各国从根本上建立起共存关系并在亚洲找到自己新位置。
中国、韩国与日本国家关系的恢复总因有被搁置起来未解决的问题而具有不确定性的性格。虽然国家层面上经济优先的关系恢复在先，但国民层面的相互和解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样一种一小步一小步地得到恢复的相互关系正是东亚的战后体制，日本，还有中国和韩国都处在这个体制之中。最近中国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以及韩国激烈的对日批判，便具有批判这种东亚战后体制的侧面。在此，产生反弹的是日本，而容许这个日本存在的则是东亚各国各自的战后体制。反日游行和对日批判与东亚战后体制重组的动向密不可分。 我说日本的战后过程存在于以宪法为前提的和平主义国家日本与作为世界大国的日本之间所出现的乖离错位之中，这种乖离错位从与和平主义宪法的关系上讲，也就是“解释改宪”被实施的过程。通过宪法第九条，和平主义的宪法感觉渗透到国民当中，而所谓“解释改宪”指的就是政府不取修宪的手续只通过解释而试图弥合上述的乖离错位的政治性操作。作为既成事实，日本人接受了“解释改宪”这种战后政治的操作过程。然而，宣称随着所谓“五五年体制”的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崩溃、支撑这个体制的自民党政治亦已解体而登台亮相的小泉首相，早已对与战后体制同时存在的“解释改宪”之政治性操作不再感兴趣了。他一心要把“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同时又是霸权国家美国最有力的合作国即同盟国的日本，乃至于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的日本”这样的战后日本的实质看作不言自明的东西，而确立自己政治姿态的基础。他早已不需要去迁就宪法的逻辑。声称有关宪法解释的讨论是“神学论争”而加以蔑视的小泉首相，如今明目张胆而理所当然地去参拜靖国神社，并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我认为所谓的“靖国参拜”应该理解为小泉首相的一种政治姿态，他反复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和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乃是互为表里的。小泉这种政治姿态，就是要在瓦解掉通过“解释改宪”而维持至今的日本战后体制的同时,也瓦解掉作为执政党而承担了这种体制的自民党之政治操作手法。比起有关宪法解释的“议论”来，小泉更想把自己这种政治姿态置于“常识”这一大众性的明白易懂的单纯明快的认识之上。而这时，最不言自明的存在就是所谓“日本”这一“常识”了，即“经济上世界第二的大国同时又是霸权国家美国在亚洲最有力的合作国家即同盟国”的日本。他已不再需要那种解释改宪式的繁琐手续，只是常识性地站在这个不言自明的“日本”之上而发出自己的主张。他懂得如何依靠常识来支撑自己的主张，更知道可以为他发出喝彩的常识性大众的存在。或者应该说，小泉深知依据常识的政治姿态是可以创造出常识性的大众的。在他那里，常识已是统治大众的煽动手段。 目前，中国和韩国对小泉“靖国参拜”的批判正又一次在日本创造出“日本”这个内部来。面对来自外国的批判，将此称之为外人对日本人祭奠追悼死者这一内部行为的干涉，由此使“日本人”这一内部意识得以产生。这是将“靖国问题”歪曲成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对错问题的结果，我认为如此的歪曲完全是一个圈套。被这个有意设下的圈套蒙蔽的多数日本人，将被收回到内外两分的民族主义的回路中去。所谓“日本人追悼日本的死者有什么不对？”乃是眼下日本人面对中国、韩国的批判所抛出的回答。这一回答正是小泉的政治姿态在日本人中间所形成的大众性常识。当然，还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健全的日本国民认为首相应该停止靖国参拜。然而，实际上小泉的靖国参拜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姿态，已然不幸地在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催生出了民族主义的相互争执。从战术上考虑，小泉眼下说不定会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但是，这种战术性的停止会是他的政治姿态的某种改变吗？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最近，我在有关“靖国问题”的一篇论文结论部分这样写道：“靖国问题”是日本人站在历史反省基础上去创造一个怎样的自己国家的问题，是创造一个与亚洲邻国拥有必要而不可回避关系的日本时，日本人自己必须来解决的历史问题和国家问题。绝不能把“靖国问题”变成得出对外而言的内部“日本”这一准备好的回答的陷阱。我们所期待的不是一个排外孤立的日本。如果我们希望一个与亚洲邻国共生的日本，“靖国问题”就将是面向未来的日本人必须承担(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载《现代思想》第八期)我一直在反复强调“不希望一个排外孤立的日本，而期待一个与亚洲邻国共生的日本”。同时，我期待获得一个绝不能被民族所收回的亚洲公民的立场。这种立场将成为超越国家架构而自在地建立起亚洲公民共同性关系主体的基础。这个公民将以新的获得信息的手段而使共同性的出现成为可能。我想，崭新的亚洲、崭新的日中关系将存在于这种公民共同性的基础上。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冲破莫先生那样悲观性预测的东西，那么，就看这种公民共同性能否在各个领域各种层面得以实现了。 二○○五年七月(赵京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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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大国力量的兴亡》这本书时，又发现中英语言（甚或中西观念）之间的一个差别：我无法把Great Power这个词译成准确的中文。“伟大力量”最贴近字面含义，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超级力量”比较接近实际含义，但又不大符合其字词定义，也太“现代化”了一点，故暂且译作“大国力量”。这也使我想起了“霸权主义”一词。我发现英文中其实没有完全和其相对应的词：hegemony或hegemonism在英文中是指一种非均衡的政治支配状况，特别是在特定政治布局中某一国因其政治和经济实力之优势而具有的主导运作的局面，有点像诸国中的秦或三国中的魏。这个词没有贬义，更不常用。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霸权主义”大体是指某特定大国完全不顾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格局现状一味扩张自身势力范围，干涉他国内政，甚至进行武装侵略和占领的行为，具有强烈的道德意涵。很多情况下，可以干脆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不必用到“霸权主义”。可能是“帝国主义”一词的二十世纪初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色彩过于强烈，使用“霸权主义”在外交和礼仪上更温和一些，也更现代化一些。想到这里不禁有点悲哀：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的主旨之一，但英语世界对这个主旨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不是我们不努力宣传，而是卡在语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知上，或者以这种感知来划分的文化区隔上。
其实，我读肯尼迪的这本书不是为了弄清“霸权主义”的含义，而是为了进一步探讨并比较现代西方史学的方法论问题。严格地说，史学作为最古老的社会人文学科之一，也最缺乏明确可辨的方法论体系。历史学作为几乎任何现有社会科学之母，如果说还有什么方法论，那么也仅限于发掘、考证、铺陈和时序性。现代西方史学（大概自汤因比和韦尔斯始）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试图建立起一个以“文明”观为中心，以“力量平衡或制衡”为杠杆的新史学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论体系实际上是步经济学的后尘，借鉴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生物学中的方法论概念。其结果（或者代价）是必须抽取历史事件和历史序列中任何得以产生道德结论和映现道德内容的因子，使史学分析对象呈现尽量“道德中性”或不提供道德结论空间的灰色风貌。对我们中国读书人来说，这是一件难度极大的功课：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时时在显而易见的道德罪恶面前抑制内心的愤怒，要求我们在色彩斑斓的历史面前假设自己是一个文化色盲，要求我们在苦难深重和挺进凯旋的人类活动面前采取一个满不在乎的姿态。如何是好呢？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如何是好。譬如，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真实评价“大国”或“强国”的道德价值。“大国”或“强国”—必然地—不是和平国家，而是一个军事强权。我们如何以这个真实标准来标定我们世世代代的道德梦想呢？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的这本书并非一本严格的历史著作，却典型地贯穿了这种现代西方史学方法论体系。“大国力量”不同于“大国”，它不仅是幅员和人口的复体。大国力量的形成、扩展、转型、没落和消失，都完整体现文明生长的脉络，体现力量平衡和制衡之间历史游戏的多变和不确定性。大国力量的形成是最有效运用文明成果的过程，是将文明成果通过社会产能最大限度物化，从而在社会生产和军事机器规模方面大大凌驾其他国家的过程。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出现或衰落的大国力量，都直接地是军事力量对抗的结果。但是在更深刻的含义上，它更是各自如何有效地、更建设性地将经济和社会资源配置在军事机器上的历史竞赛的结果。一个大国力量不必是某特定文明形态的原始者，但必须是最有效合理并最大限度运用了这个文明的成果者：希腊文明的成果最有效地造就了罗马帝国；在意大利滥觞的文艺复兴却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结出最丰硕的社会果实；在北德和尼德兰地区萌芽的工业传统在英伦岛上汇集成蓬勃的工业革命大潮；西方资本主义。
文明的基地现在似乎在北美大地上；中国文明迄今为止似乎在日本导致了最丰富最精致的物质产出。一个大国力量的兴起都同时伴随着另外一个大国力量衰落。一个特定区域（或国家）在社会生产率和社会产能方面的优势不仅抵消而且实质上削弱其他国家提高这种优势的机会，因为一个大国力量会吸引其他地区的资金和社会财富，并以近乎掠夺性和吞噬性的姿态来争夺稀缺的社会和自然资源，从而阻挡他国走向大国的道路。然而，一旦现有大国力量在保持和促进高度社会生产率和经济技术增长率方面出现严重的历史失误，在维持大国地位的游戏中“自废武功”，就会导致其大国地位的衰落。大国力量必须在尽量长的时期内维持最根本的技术领域中具有垄断性的优势，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其军事机器和他国相比具有压倒性的实力。
譬如，英国曾长时期内保持了蒸汽机制造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并以此支持大吨位军事舰只组成的强大远洋舰队，来维持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头号大国地位。目前美国军事力量和其世界头号大国地位也是依靠类似的技术优势来维持的。一旦这些大国力量不再保持根本技术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其大国地位就会产生动摇。当然，大国力量地位的形成和维持不单取决于技术领域中的绝对优势，而且也取决于以这种优势来带动的综合社会生产率和产能，以及保证这二者的制度性因素。这种军事机器和战争—社会生产率—社会组织改革之间链环作用的模式，使得一个大国力量一旦形成，就能够在很长时期内都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这个地位。
当然，肯尼迪特别小心地指出，社会生产的配置和军事机器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均衡关系，否则会大量消耗资源，从而失去维持或争取大国地位的竞争力。德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德国曾两度试图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它拥有令人赞羡的制造业传统和有效率的工艺体系。但是，德国并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它没有足以控制世界性资源的能力，不具有某一特定关键技术领域中无可替代的绝对优势，和他国相比也没有绝对突出的社会产能，没有创新性的社会组织和改革的风气，令军事机器失去资源和社会结构的支撑，导致德国两次历史性“叩门”的挑战均以失败告终。日本的情形也很类似德国。而俄国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力量，在肯尼迪看来，则是受惠于四个因素：一、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惊人的工业产出或产量能力；二、控制了极其丰富且足以支持持久战争的资源；三、具有虽原始却极其有效的社会民众和社会资源动员系统（社会组织因素）；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足以和美国相抗衡的技术开发能力和几近绝对的军事技术优势。而俄国最终的沦落，也是因为步德国的后尘，在社会生产结构和资源配置模式根本没有盈利和积累能力的失衡条件下，军事机器却过于庞大。简而言之，缺乏武装的和平国家和军事压倒一切的军国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大国力量。
军事机器当然是要用于战争，但是在十六世纪后的欧洲政治史上，军事机器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的作用几乎和它策动战争的作用一样重要。军事机器首先形成政治威慑，促成恐怖平衡和强制性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当一个大国力量完整形成后，其无可替代的实力保证他国不敢轻易发动针对大国或针对大国利益的战争，这样就可以维持很长历史时期内的国际和平。这个时期内的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大国和小国之间或小国之间，因此战争持续时间和规模烈度都不大，不致大幅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罗马帝国时期的欧亚大陆和大英帝国时期的欧洲均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所有大规模的战争几乎都发生在某个大国力量趋于衰落而另外一个或一些大国力量开始崛起的历史交替时期。在这个交替期内大国力量压倒性军事优势逐渐瓦解，维持政治恐怖平衡的能力也趋衰减，因此其他一些国家便试图替代这个大国力量的地位。这时便会引发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罗马帝国崩解后欧洲长期无法出现政治强权的局面，促使奥斯曼帝国向欧洲地区扩张；大英帝国趋于衰落后的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更是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直到欧洲大陆形成冷战时期恐怖政治平衡为止。
肯尼迪坦承，他的大国理论和十九世纪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列奥波德·冯·兰克（Ｌｏｅ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的大国理论一样，是“欧洲中心论（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ｃ）”为基点的。为什么文化禀赋并不大深厚的欧洲人民能够制造出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大国力量呢？肯尼迪认为这个问题也许永远都难以全面回答。经济和技术进步方面的优势，加上社会结构、地理位置和一些模糊的偶发因素显然是最可能的答案。但是，在肯尼迪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在于和其他文明相比欧洲地区特有的“政治零散化”现象。虽然出现过庞大的罗马帝国以及后来西欧的查理曼帝国，中欧的哈布斯堡帝国（源自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室的联姻）以及东欧的基辅俄罗斯帝国等较小的统一帝国，欧洲大陆实际上一直处于在政治上零散化的状态，没有经历过诸如中国等东方帝国特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模式。欧洲地理位置上也显得零散且多元化：没有尼罗河、底格里斯河、伏尔加河、长江、黄河等大型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流域养成一个形态上相对统一的文明；没有辽阔的平坦地势供皇家骑兵无远弗界，纵行无阻；也没有广大平原地带供易于政治统制的大群农民生息繁衍。欧洲的地理气候差异极大，被一些小型的河流，零碎的盆地平原，纵横交错的山岭，犬牙交错且残碎不规则的海湾海峡切割成无数个自成一统的地理碎片。这种地理形态造就了欧洲大陆无数个非中央集权式的地方力量、地方王国和公国、采邑封侯区和城邦国家。这些地方自治体结构松散，并非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政治地图看起来简直像一条“百衲被”。这种政治地理特征使得欧洲一直得以保持多种文化和语言共存的局面，以及多种语言文化相互竞争、相互交融、相互吸纳，也相互正视、容忍和尊重的传统。这种局面和传统促进了一个极其重要却往往为人忽视的重大结果：文化机体在相互竞争和相互交融吸纳中保持生活性和创新动力，也产生文献翻译和交流等蓬勃的学术活动需要。在欧洲，其实任何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仅仅局限于特定区域之内：最具有“欧洲价值”，而且被推崇为近代欧洲文明最显著外在特征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于十二世纪初出现于法国北部后，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内甚至没有扩及到比利牛斯半岛南部和亚平宁半岛等南欧地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马丁·路德新教在一百多年内都是德国中南部地区的区域性信仰；文艺复兴运动基本也没有走出过意大利。而这些在特定文化区域内发轫的文化革新运动一旦得以和其他区域进行交流，就立刻移植成变形文化亚种：哥特式建筑风格启发了巴洛克建筑风格并促进了欧洲的剧场艺术；路德教启发了兹翁利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甚至英国的国教改革和清教徒运动，而且因圣经翻译而丰富了德语和其他日耳曼语系语言，为后来德国文学勃兴奠定基础；文艺复兴运动则启发了尼德兰和西班牙两地的绘画革命，以及后来以人文主义为主要诉求的法国启蒙运动。如果欧洲一直存续着罗马帝国式的大型中央帝国，则欧洲可能只会存在一个拉丁语，一个只能被帝国中央认可的文化标准体系即罗马天主教，以及一个形体庞大却毫无生气僵硬古板的文化古店。欧洲的地理形态和政治分理自治形态使得主要社会资源的配置不是以贡赋和其他符合中央政权意志的非商业手段，而是依靠各个地方自治体之间频繁的平等商业贸易来达成。由于地形复杂多元，贸易形式也必须多样化，河流贸易、海上贸易、陆海两栖贸易、森林沿界贸易、公路贸易、转口贸易等多种贸易形式不一而足。而且由于多样化贸易形式的需要，货币支付、货币兑换和资本信用手段也必须多元化，从而催发现代银行体系和货币兑换系统。多元化的贸易和交流关系也必须通过法律调节手段来解决，从而产生极其丰富的民法体系和普遍的法意识传统。较大型的中央王国的财税收入绝大多数来自地方自治体，因此必须对其加以怀柔政策，不能进行政治强制（中央政权大多通过联姻来维系和地方自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这些中央王国都不是集权式的，而是被诸侯架空的弱势政治实体。这也造成了欧洲文化极其特殊的现象，即几乎没有民族主义意识内容。一个弱势的中央王国没有足够的政治号召力或动员力，也没有文化强制的能力来造就一个强迫广大地域内社会民众接受的统一文化标识体系。罗马教廷曾试图做到这一点，但是被欧洲特殊政治地理风土所自然促发的社会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瓦解。这种欧洲政治地理模式的社会运作结果是：多元化，持续不辍，由法理调节，由复杂的货币支付和货币兑换手段支持的贸易刺激空前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其中包括军事技术的进步），大大扩充社会产能；政治分权分治保持欧洲地区长时期的政治势力均衡；文化语言多元化也促进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意识竞争和意识自由，引发不间断的文化革命和文化革新运动，从而形成世界历史上无出其右的强大的欧洲文明。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相互结合，在某一时点上就会导致一个突破。在这些分治的地方实体中，哪一个能更多地利用贸易利益和贸易盈余来积累更多资金，更能利用贸易优势来扩大生产规模，更能利用技术进步来加强军事机器，更能利用文化革新和文化运动优势来争取他国知识界认同，它就可以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力量。一八一五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内，世界几乎没有发生过大型的世界性战争。在这个时期内，欧洲大陆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国力量。欧洲长期维持了一个罕见的政治力量均衡局面，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实力来打破这个局面。未来的大国美国和俄国都忙于在各自所处的大陆中扩展版图，没有余力卷入现成的欧洲大国政治游戏。这个局面使英国得以长期维持了世界性大国的地位。而美俄两国扩展版图的历史进程几乎完成之后，就立刻开始卷入成为世界主导性大国的争斗中。拿破仑法国、德国和日本的不幸在于他们在错误的历史时刻，即在英国、美国和俄国试图成为世界大国时不识时务地“出来捣乱”。一八一五年以后的一个世纪（或整个十九世纪）是西方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均衡静止时期。西方史学家有人将其称为“黄金时期”（不过中国史学界则对此嗤之以鼻）。所谓“黄金时期”论看来是言过其实。十九世纪只是“暴风骤雨”的前夜。这个时期里，欧洲数百年来所形成的现代西方文明正在酿制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成果，一系列深刻文化意识革命正在促成持续不断的革命和动乱，一系列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成就正在塑造几个潜在的军事巨人。正是在十九世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静止的政治社会版图开始剧烈地震动，地方自治和政治分权让位于能更多掌握资源的中央集权。拿破仑法国，俾斯麦普鲁士，统一意大利国，奥匈帝国等中央集权政府纷纷出现。在经过十九世纪深刻的历史酿制过程后，欧洲便进入了巨变的二十世纪。这些欧洲中央集权终于相互猛烈冲撞，欧洲地区保持了七八百年的美妙政治经济均衡终于被打破。一般地说，世界在一个大国力量升起和存在时期最为和平也最为安全，在这个大国没落和新大国兴起时期最不和平也最充满战争危险。国际和平的真正含义就是对大国力量的尊重和敬畏，以及由此形成的恐怖国际政治均衡。
最近肯尼迪撰文认为，一些大型的欧洲国家如英、德、法等国，意识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取得这种支配性的大国地位，故而必须通过合作，建造一个统一国家来分沾大国力量的历史荣耀。在他看来，欧盟实际上是罗马帝国梦想的现代版，也是二十世纪欧洲中央集权在历史冲撞后相互妥协的权宜联盟，只是这个联盟强加了一个欧洲共同民族国家的虚幻目标。然而，这个欧洲大国梦想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其一贯的世界主义导向，对世界事务的野心远远没有罗马时期盛大，对自身世界领导地位的疑虑从一开始就深植在其大国设计方案中。欧盟是一个注定要破灭的大国梦，它无视欧洲社会深刻的政治分权、地方自治、文化语言多元化传统，以及在经济上以“小国开放模式”为主、货币支付手段和银行信用体系多样化的历史特色，试图造就一个抛却这一切历史要素和历史材料而在一旁平地而起的人工帝国。欧洲社会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在十九世纪与大国升起和沦落运动相伴而生的社会主义理念在伸张人道化社会的同时，却基本摧毁了欧洲社会最强大的一个历史支柱，即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精神。欧洲社会已经没有崇尚和尊奉自由竞争理念的社会风土，缺乏通过自由贸易盈余和贸易利益来积累资金的能力，缺乏资本主义工业体系高度的社会生产率和强大的产出率，缺乏植根于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之中的工艺、技术和社会组织革新的历史动力，缺乏由强大社会产出和技术体系优势来支撑的有效军事机器，因此它不可能替代几乎具备所有上述优势的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美国是一个时常令人痛恨和不齿却又不容否认的真正大国力量。它继承了欧洲地理社会遗留的全部遗产，按照流行的说法，就是精华和糟粕都一古脑儿揽过去了。美国是历史上最大的工业化和物量化国家，任何一个产品都必须具有惊人的“工业产量”形式才可以去参与竞争。世界上每十盒卷烟中就有一盒万宝路烟，每十二瓶啤酒中就有一瓶百威啤酒。我曾参观过百威啤酒厂设在堪萨斯州的一个酵酒池，长达近十五公里，而世界上大多数啤酒厂的酵酒池大多只有一个标准游泳池那么大，小一点的像一个澡池。在美国，每一个精神意识现象也都必须大物量化才能不致湮灭：一个著名歌手的碟片动辄就有数亿美元的销售额，好莱坞一部电影的市价要超过世界许多国家的年国民总产值。不管是什么东西，质量好坏精致与否先不论，这个国家就是有一个世界其他国家没有的社会生产机制，超大量地生产，超大量地消费。最快最有效地生产出大多数人都能花费得起也扔得起的产品和劳务，这就是美国。数十万元一顿的年夜饭，数十万元一盆的兰花，黄金包装价值连城的月饼，美国大概永远都不会有。有的只是人不分高低贵贱都可狼吞虎咽，标准工厂零件般大量生产的汉堡包。只要是“东西”，就被“生产”，而非精工细作地“打造”。法国人的揶揄，德国人的不服，日本人的不屑，其他人的指手画脚戳脊梁骨，美国人就是改不了这个德性。可是，这就是今天真真确确的大国之道。肯尼迪认为，这种社会生产机制要求美国有一个他国不能望其项背的生产率。只要美国能保持这种社会生产率，技术革新和技术垄断，社会自由和不断创新改革的社会活性这三个要素，它的大国力量地位就不易被替代。在这本书中肯尼迪也分析了中国明朝的实例。在他看来，按照外在规模，明朝是当时（约十四世纪）的世界头号大国，无论在人口、疆域、社会生产产能和技术领先度以及文化成熟度方面均大大超过当时的欧洲。肯尼迪特别赞赏当时中国的官僚制度，官员们都受过完整的教育，经历过政治竞争和管理社会事务的训练。政治组织动员和配置资源方面（譬如赈济自然灾害方面）具有特别突出的功效。郑和船队下南洋绝非一般的贸易活动，而是一个大国力量寻求世界性定位的尝试。但是，中国在此时却处于类似罗马帝国的历史环境之中：周边地区文化相对落后的蛮族不断对中心文明展开围攻，北方异族不断侵袭中原，倭人骚扰中国沿海地带和长江下游地区，以致中国的当务之急和最重要的国家目标不是追求世界性地位，而是维护国家现有版图内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安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版图扩张的行动，即向安南（今越南）的扩张也被证明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得不偿失。这使得明朝几乎完全放弃了向世界开放的计划。哥伦布船队开启了世界地理大发明和西方文明大扩张的时代，而时间更早，船队更庞大，航海技术更先进的郑和船队只是在沿途留下了几个供后人凭吊的碎瓷片。肯尼迪的这个观点，是典型的“外来和尚念经”，不是念给中国人听的，有点眉毛胡子一把抓。但是如果把他搬弄皮毛的浅薄先放在一边，仅只观察他得出结论的方法（也是典型的西方史学方法论），还是体味到一点旁观者清的新鲜感。在多少年以后，中国又启动了走向世界性大国的步伐。我们躬逢其盛。但是，中国要成为的这个“大国”最终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所声称、所设计、所设想或想要成为的样子。我们不能在“大国力量”和“强权”之间选择其一，做“大国力量”而拒做“强权”。这两者本是二面一体，要么两者皆是，要么两者皆不是。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大国”，又做一个真正的“大国力量”呢？大国有道，何之为道？既存之道，何以避乎？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还不晚。
二○○三年春节于旧金山北郊肯特菲尔德镇
（《大国力量的兴亡》，保罗·肯尼迪，兰登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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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能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门口听着。

孩子们的”运动场”

透过”窗户”往外看

教室外,墙角的孩子们

不是我爱打赤脚,而是我没有鞋可穿.

草稿纸和笔只好用”免费”的

窗户使用塑料布做成的“玻璃”，冬天过后，失去了挡风的功能，被淘气的孩子撕破的窗户——-北京建材市场上一千多每平米的窗户装在这里将是什么效果？！！！

教室矮小昏暗，老师自己爬到屋顶开启了两个天窗，这和北京周边带天窗的别墅的功能有着天壤之别！

大方县大水乡大石村小学，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吃完一把玉米面后将手添干净。
这是他的早餐。在当地，大米是到了节日才能享用的食物

一个8岁的小女孩帮母亲背着一筐蔬菜，翻了两座山到县城卖，以攒取下学期的学费

由于贫穷，好多孩子都被迫失学，上山挖草药，换钱补贴家用。茫然的眼神里带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愁苦！

两个孩子在门口玩，我问她们会不会写字，她们写的居然是“热爱祖国”。。。。让我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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