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 希元兄同我是老相识了。一九五七年希元自兰州大学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我曾忝为导师。当时希元执礼甚恭，确使我感到惶恐。因我虽痴长希元几岁， 却也刚 刚步入中年，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深惭不足为人师表。一九七九年，我应邀赴兰大讲学，又与希元相见。客中多病承希元伉俪多方照料，亲如一家，使我感到温 暖，此情至今难忘。希元不但为人热诚，做学问更是一丝不苟，他用了好几年功夫，完成了《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工作，其孜孜之勤，我是比较了解的。希元来 信，嘱我为他这部著作写点什么。我因老友所托，谊不容辞，略陈所见，以尽切磋之道，希元其鉴之。校勘古籍是专门之学，它不仅要求校出古书 的各种版本的文字异同而已，要紧的是从中选择哪个字或词是正确的，指出哪个字或词为什么是错误的，即所谓 “勘”。“勘”者，勘误之谓。昔清人阮元撰 写《十三经校勘记》，并非单纯现象罗列，实是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专著。近人陈垣先生著《沈（家本）刻〈元典章〉校补》和《〈元典章〉》校补释例》，指出沈 刻本的误处达一万二千馀条之多，并为校勘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新体例，至今犹足为古籍整理工作者的楷则。可见要把一部问题很多的古书校出水平来，实非易事。 校古书难，校元刻本古书则尤难。这个道理，在希元的自序中已经提到。因为元朝人刻书太随便，版本质量太欠讲究，错别字，异体字，俗写字都特别多。加上翻 印、仿刻和年久烂版等种种因素，就更增加了校读者的困难。但希元之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其难度还远不止此。一、元杂剧是文学作品，押韵的曲文无异于古典 诗词，要想校得正确无讹，必须通辞章之学，其中包括对古典诗赋词曲的写作技巧和历史典故的运用知识；二、元代方言俗语的注释也是一种专门之学，要想读懂弄 通，决不比读先秦古书或敦煌变文容易，这就需要有语言学、训诂学、方言学方面的坚实基础；三、从希元的校订工作中不难看出，这部由拼凑而成的所谓“元刊 本”，还有一些其它版本的书籍从未出现过的特殊情况，如形声字省借，待校字的符号等等，而这些特有例外，如果不躬行实践，是连猜都猜不出它的正确答案的， 更不必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可靠结论了。而希元则不辞劳苦，深入细致地爬梳此照，几乎每字每句都反复推敲，才取得了目前如此丰硕的成果。尤其难得者，希 元在校订工作中，既不贪功掠美，也不文饰非，对前人已校出的条目字句，是则是，非则非，笔则笔，削则削，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这一专门的学术工作添砖 加瓦。这不仅反映出希元治学的根柢，也体现了他的学术道德和作人品质。他既能从善如流，虚怀若谷，又决不讳疾忌医或投鼠忌器。这部新校本尽管还不无可商榷 之处，却完全能看出希元勤奋的好学精神和治学的谨严态度。我常说，初学作学问，不怕钻牛角尖走弯路，就怕投机取巧找捷径；不怕犯错误出硬伤，就怕追时髦赶 浪头；不怕过于自信，固执己见，就怕看风使舵，朝四暮三。以我个人多年来读书的亲身感受，希元此书一旦问世，对当前的学风、文风，似乎也会起到一定的“整 风”作用。这并非我危言耸听，而是由衷之谈。

希元此书还有一个特点。他整理这部《元刊杂剧三十种》，最初只是校订字句，并未进行注 释。但 他的校勘工作是建筑在疏通文义的基础之上的，只要读来文 从字 顺，那么所校订的字句其可信程度也自然增加到近乎正确或达到完全正确的地步。反过来说，如果校订无讹，文字必然能读得通而毫无牵强穿凿之病。因此，为了说 明他校勘时取舍的理由，他在校语中自然而然就加进了一些注释字句和疏通文义的话。这样，此书虽不称为“校注”，而实际却兼有注释之用和疏义之功。这就不仅 使读者辨明和是正字句上的讹脱舛误，而且还帮助读者和研究者读通了、看懂了全剧的内容。这就比一般只罗列各种版本文字异同的校本有了更大的使用价值，同时 也从而体现了校者本人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养。所以我愿提醒广大读者，这不是一部纯技术性的校本，而是增加了原作可读性的科研成果。

几年以 前，希元这部校本的初稿曾摆在我手边较长时间，我陆续披读过部分校稿，并且提出了个别的具体意见。这次定稿付印，据希元说，他不仅参考了先于 他成书 的郑骞先生校本，而且由于书稿一直无处找到出版机会，便重新修订增删，吸收或否定了后于他完稿而得以抢先出版的徐沁君先生校本中的优点和缺陷。譬如积薪， 后来者自然居上了。用希元本人的话说，他这部新校本几乎等于重新写过的另一部书。这次为了要我写点什么，希元把此书的部分定稿又一次寄给了我，目的是怕我 只说泛泛空话。不巧得很，书稿寄到前不久，我因疲劳过度，致使左眼球下方的一个较大的血管突然绽裂。医生坚嘱不许看书写字。休息了一段时间，终因既要讲 课，又要辅导外国访问学者，虽暂告痊愈而未再度出血，可至今仍未彻底恢复。希元的校稿我便无法从头到尾逐字细读。这篇《题记》也确实无力细致认真地对原著 详加评议。这是要希元予以鉴谅的。尽管如此，在我粗枝大叶地披览之馀，还是发现了几处可商榷和可补充的地方。姑且写了出来，供希元和对此书有兴趣的读者参 考。

一、《西蜀梦》校文第一条“编席”的“编”，作者说：“元代北方方音读若pian。”其实直到今天，广东方音“编”还是读作“篇” 的，如说“编辑”，即言“pianji”。

二、 同剧校文第七十六条“饥鸦朵”，作者改“朵”为“夺”，加按语说：“郑本（小如按：指郑骞校本）‘朵’字未改，云‘今北方俗语犹谓啄为朵，读阴 平声。 ’”而作者据《水浒传》第四十六回“ 原来却是老鸦夺那肚肠吃”，以为此字当作“夺”。这当然说得通。 然郑校不改，亦不为无理。小如按：“啄”字见“觉”韵“知”纽，故今读“啄”为zhuo；然古知、彻、澄纽字与端、透、定纽字本可互读，故“啄”至今犹有 “duo”音。《水浒传》之“夺那肚肠吃”，非争夺之谓，而是啄食之意。故郑校以“朵”为“啄”诚非无理。宁校改用“夺”而不言为“啄”之同音假借，犹相 去一间也。

三、《拜月亭》校文第十八条“精俐”，原作“耿俐”，宁校引 《中原音韵》与《畿辅通志》卷七十二，以为“耿”本读作“景”，故以为“精”为假借字。小如按：清末梨园旧例，有“前台不言geng，后台不言梦”之说， 故读“更”、“庚”、“耕”诸字为jing，入人辰辙则为jin矣。其实岂独不言“geng”而已，即“衡”、“横”（heng）字在清末京剧或昆曲演员 口中犹读xing（入人辰辙则为xin）也。如裘桂仙演《长坂坡》曹操读“尸横遍野”为“尸xin遍野”，杨小楼念《夜奔》“愁云低锁衡阳路”为“xin 阳路”，龚云甫演《徐母骂曹》读“祢衡”为 “祢xin”，谭鑫培、陈彦衡演《桑园寄子》读“年庚月”为“年jin月”（谭、陈之传人如韩慎先、言菊朋犹如此读），皆是也。故作者所校似较有理。然 “耿”、“景”与“精”不同纽，“耿俐”是否为“精俐”，恐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四、《单刀会》校文第六十三条“篾儿”，作者认为“即编 制席子的细篾片”，近是。然字实应作“”，《说文》释为“竹肤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 十上释 作“竹外青皮也”。“”又转为“篾” 、“”字。《一切经音义》卷十引《声类》：“今蜀土及关中皆呼竹篾为。”音弥，其音符与繁体“边”字音符同（参见拙著《字义日札》）。作者言：“盖 ‘篾’，元代北方音读若‘弥’。”亦小有误。读“弥”者乃“”之音转（今天津方音则读作上声若“米” ），与“篾”之读音犹相去一间也。

上 述诸条，不过是一些琐碎意见，聊为芹曝之献，以答希元的一片盛情而已。统观全书，则此微疵决不能掩其大醇，小瑕固不足以害其为为美玉（何况我说的 是否瑕 疵尚可讨论）；所以不惮烦而略加陈述，一以表示我与希元并不见外，更非好话多说，一味对熟人吹捧，二亦表示见仁见智，本我辈治学者之优良传统。今则谈学问 亦只报喜不报忧，识捧不识骂（其实有话直说，去“骂”甚远，且根本与“骂” 不是一回事，然而今已不为世所容）。乞人撰序，往往为了借重他人名声，抬己身价，只愿谀词充耳，不爱善意批评。我因深知希元，他嘱我在他的大作上面写点什 么，主要由于我们过去的友情，以及我同这部书稿有着千丝万缕的因缘遇合，才愿我留下一点鸿泥爪印。所以 我也就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了。

最后，对希元还提一点希望，即盼他早日把今存全部元人杂剧进行校订（能加笺注就更好），使读元曲者能得到一部真正完善可读的本子，则其功德之无量，又非独希元个人成就之大小所能比拟的了。

附记

这 篇《题记》是十二年前旧作，此次发表，已有所改动，与初稿文字颇有异同。宁希元先生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工作是他多年 心血结 晶。八十年代初，一家出版社已允为他出版。不料后来另有一部徐校本，大约校者与出版社有点交情，竟弃原有承诺于不顾，退宁校本而出版了徐校本。希元虽不能 无愠，而他却愈加勤奋，竟从头做起，终于完成了第二稿。当那一家出版社退稿之初，希元曾将原稿存于我处，一面嘱我审读，一面托我为他另觅出路。我人微言 轻，未能为他觅到出版机会。最后兰大有关领导动用了科研经费，在本校出版社印了极少数量，拙作《题记》即刊于书前。希元不但未拿到稿酬，连我这篇《题记》 也纯粹是尽了义务，而校本之流传不广更是意料中的必然结果。事隔多年，我每为希元感到不平。最近我从旧箧中检出拙文，认为这篇《题记》不妨再次公开发表， 请读者权当一篇书评看。倘因此而有志士仁人对希元原书发生兴趣，使之从尘封积藏中有重见天日机缘，也算给学术界做了一件好事。盖风闻希元此书印成后尚有不 少堆在出版社仓库中，万一能“变废为宝”，亦不幸中之大幸也。一九九九年六月酷暑中改订拙文后补记。

《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的保存和流通，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这部书的最早的收藏者，我们只能上溯到 明嘉靖间藏书家剧作家李开先。李氏藏书有 “词山曲 海”之称，他热心收藏元刊及元抄杂剧，真是不朽之功德。清初校勘家何煌曾藏有此书，用以校勘明刻本元杂剧者五种。后来为大藏书家黄丕烈“士礼居”中物，书 匣上刻黄氏楷书“元刻古今杂剧乙编士礼居藏”十二字，为本书得名之始。至近代，此书展转为上虞罗振玉所有，今藏于北京图书馆。１９１４年，日本京都帝国大 学从罗氏借以覆刻，这部书就有了第二个版本。１９２４年，上海中国书店用日本覆刻本影印，此书才得以流传国内，和广大读者见面。１９３５一１９３６年，卢 前编《元人杂剧全集》，出至八集而止，内收元刊孤本十一种；１９５８年，隋树森先生编《元曲选外编》，内收元刊孤本十四种：两书都经过初步校勘，并加以断 句，以便利于读者。同在１９５８年，《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出版，收全了各种版本（《元曲选》除外）的元人杂剧（包括部分明人作品），其第一种即为《元刊杂 剧三十种》，珂罗版印，对原书不失毫厘，与真本无二，读者才得以窥见庐山真面。七百年来，上述收藏家、校勘家、编辑家、出版家，对本书的保存和流通都作出 了各自的贡献。

在这三十种元刊杂剧中，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十四种孤本。孤本剧目是：《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佳人拜月亭》、《诈妮子调 风月》（以上关汉卿）、 《尉迟恭 三夺槊》（尚仲贤）、《诸宫调风月紫云亭》（石君宝》、《李太白贬夜郎》（王伯成）、《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狄君厚）、《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孔文卿）、 《承明殿霍光鬼谏》（杨梓）、《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宫天挺）、《辅成王周公摄政》（郑光祖）、《萧何月夜追韩信》（金仁杰）、《鲠直张千替杀妻》、《小 张屠焚儿救母》（以上无名氏）。在这十四种孤本中，有的剧作家虽作剧多种，可是仅存此一种孤本：如王伯成今传剧目三种，仅存《贬夜郎》一种；金仁杰今传剧 目七种，仅存《追韩信》一种；有的剧作家仅存剧目一种，幸赖元刊本得以传世：如狄君厚的《介子推》，孔文卿的《东窗事犯》。这四位剧作家，如果没有《元刊 杂剧三十种》留传到现在，他们就会和其他作品失传的作家一样，在文学史、戏剧史上永远失去他们的名字。更有甚者，《小张屠焚儿救母》一剧，作者姓名，迄无 可考，已可谓不幸；就连剧目，元明以来各家戏曲书目，亦从来未见著录，如果没有元刊本的话，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天壤间有此一种杂剧了。我们真无从设想，不 知有多少元杂剧家的剧作，因为没有得到元刊本给他们保存剧本的幸运，就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这十四种孤本杂剧之所以可贵，不仅因为 它是孤本，而是因为其中有许多是珍品。在这十四种里面，写历史题材的特别多，共有九种。人们总觉得元人杂剧中 悲剧较 少，而在这些孤本历史剧中却有著名的悲剧作品。如：《西蜀梦》写张飞关羽死后要求除奸复仇，《介子推》写晋献公昏庸杀子、晋文公亏待功臣，《东窗事犯》为 爱国英雄岳飞被害鸣冤，《霍光鬼谏》写老臣霍光死后揭发叛乱，大义灭亲。这几个剧本，气势磅礴，爱憎分明，悲剧气氛都极为浓重，为研究元人悲剧提供了例 证。此外，《贬夜郎》写大诗人李白因揭破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秽行，遭到贬谪，捉月落水，水府龙王为他举行欢迎盛会，在悲剧题材中杂以喜剧风趣，突出了诗人的 浪漫气质，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三夺槊》从一个侧面，写唐王朝开国之初，围绕王位权力之争而展开的兄弟之间的残杀；《周公摄政》写周武王死后的王室内 部矛盾；《追韩信》写英雄不遇；《七里滩》写鄙弃功名富贵。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奔赴剧作家的笔下而供其驱遣，显示出元代杂剧作家驾驭历史素材的强大力 量。其中如《东窗事犯》的疯僧扫秦，《追韩信》的萧何追亡，一直是后代舞台上盛演不衰的剧目。在这十四种孤本中，还有令人无法忘记的三个杰出的喜剧：《拜 月亭》、《调风月》和《紫云亭》。剧中女主人公通过不同的斗争道路来展开反封建斗争，各自取得爱情和婚姻生活中的胜利，从而鼓舞了青年男女的斗志。

三 十种元刊本中，除了十四种孤本外，其余十六种都有明刻本或明抄本。元刊本科白极为简略，甚至只存曲词，全无科白，人们称之为“简本”。明刻、明抄 本都是 曲白科齐全的，可称为“全本”。一般读者，欢迎明人留传下来的“全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当我们将元本和明本对读一过，便发现它们无论在剧本的总体 结构上，或是在剧情细节和曲文字句上，都有许多的不同。当然对明人润改的积极成果，应该肯定；但有许多地方被改坏了，改错了，或者被删去了一些好曲子，我 们就有必要依据元刊本恢复元人的原状。

日本学人青木正儿著《元人杂剧概说》（隋树森译），曾将元刊本和明臧懋循编《元曲选》中十三种杂剧 相比较，列为《异同一览表》，从《表》中可以看出 《元曲 选》本对元刊本的“厉害的改窜的痕迹”，而这种“改窜是与岁月俱增的”，不过“《元曲选》改窜得比较厉害”罢了，也就是说《元曲选》成为“改窜”的定本 了。郑廷玉《疏者下船》一剧，是改动最大的一例。《疏者下船》除元刊本外，有明赵琦美脉望馆抄本和《元曲选》刻本，两个明本内容相同，而与元刊本大异。脉 望馆抄本后有一则短跋：“经俗改坏，与元刻迥异，不可读。”前人已经指出明改本的“不可读”了。今人严敦易《元剧斟疑》四十五《疏者下船》篇，更作了详细 的剖析，指出明本实为明代中期前后教坊中人另撰的同名异实的剧本。元刊本结尾是一个悲剧，而明本则是大团圆的俗套。至于明本增饰的一些情节，如吴王索剑、 昭公观战、秦国送嫁等等，都属于明代教坊编剧的惯用手法。今查南戏《杀狗记》第十七出《看书苦谏》所叙述的《疏者下船》的情节，即据元刊本而言。只有元刊 本才是郑廷玉的真品。元刊本杂剧部分情节被改动的，可举张国宾的《薛仁贵》为例。第四折，元刊本写薛仁贵征辽有功，做了唐王朝驸马。《元曲选》将它改成： 薛仁贵杀退辽兵，加为兵马大元帅，做了军师徐茂功的女婿。这样一改动，既论功行赏，又不失皇家体面。

有一种现象值得提出一谈，元刊杂剧中 牵涉到帝王事迹的情节，明刻明抄本往往不免要做些手脚，把它改掉。上举《薛仁贵》是一例，此外也还有。如关汉卿 的《单 刀会》，元刊本第一折写的是“乔国老谏吴帝”。剧一开场，孙权鲁肃定计向蜀将关羽讨取荆州。乔国老闻知，即向吴帝进谏，说“荆州不可取”，往复辩论。明抄 本根本无孙权出场，乔国老辩论的对手是鲁肃一人。明本这一改动，讨荆州的责任全由鲁肃承担，后来鲁肃理屈智穷，咎由自取，而吴帝孙权却成了事外人了。又如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第一折，元刊本“是将赵盾一家冤案的酿成，直接归咎于朝廷与晋灵公的”，“谴责的矛头是如此的尖锐”。《元曲选》本“则凡是人物口中 直接指斥朝廷与晋灵公的唱词，都被改成单独指向奸佞屠岸贾个人”。这“就是把造成赵家冤案的罪责，只推到屠岸贾个人身上，为朝廷和晋灵公开脱”。“两两相 较，不能不承认元刊本的思想性是更高一些的”（引自李大珂《元刊杂剧的价值》，载《戏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二辑）。为了迴护戏台上的帝王形象，不惜付出降 低思想性的代价，这在元刊孤本杂剧被移植为传奇剧本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伊兵《也谈〈扫秦〉》一文（载所著《在戏剧战线上》文集），曾指出明传奇《岳飞 破虏东窗记》和《精忠记》中的《扫秦》，“冲淡了元曲里悲壮激昂的情绪，如在元曲《东窗事犯》里，岳飞在会审公堂上忿然说出‘我不合扶立一人为帝，教万民 失望’之类对赵构的抗议控诉的言词，在以后的本子里再也看不到了”。明代人创作、演出、编辑、出版戏剧作品时，为什么对戏中帝王的处理，如此小心翼翼，谨 慎从事，避之唯恐不及呢？我们可从《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资料》一书（王利器辑录）中找到答案。明太祖、成祖屡下禁令，搬演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 后妃；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如此禁令，明代人当然要当作一个敏感的问题了。

明人对于元刊杂剧，除了改以外，还有删。所以要删，可 能是出于演出时的考虑。北曲遣辞驰骋，以豪放见长，遇到曲词过多的剧本，演唱者如力不胜任，唯 有删繁 就简之一法。如武汉臣的《老生儿》，《元曲选》本第一、二折各删二曲，第三、四折各删三曲，全剧共删去十曲，但对剧情开展并无影响。又如马致远的《任风 子》第二折〔煞尾〕，《元曲选》本就删去二十四句，但此剧原为全真教的宣传品，虽删去再多，也不必计较。如果元刊本杂剧之被删，都属于上述情况，我们是丝 毫也不必为之惋惜的。所可惋惜的并不都是如此，而是有很多好曲子被删掉了。例如宫天挺的《范张鸡黍》，元刊本第四折是个长套，共有二十五支曲子；《元曲 选》本删去了十二曲，还剩十三曲。仍然保持相当的长度。问题不在长短，而在质量。这一折中被删去的〔六煞〕，有句云：“臣若得五日权了头厅相，我敢两观下 诛了少卯，九鼎内烹杀弘羊。”这分明是用历史上的少正卯、桑弘羊来喻指当代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聚敛权奸的。又如被删去的〔四煞〕：“受了人情金子搀 越定夺，要了人亲女儿分付勾当，谁的几桩儿买金珠打银器诸般上。去时节载着两三船月眉星眼钱塘女，天呵，知他怎生过那四十里雪浪风涛的扬子江。”这对元王 朝官员掠夺江浙财富和美女的罪行是多么强烈的谴责呵！这一折里正不知有多少现实性很强的曲子被删去了，实在是十分可惜的事。又如郑廷玉的《看钱奴》，其中 第二折〔煞尾〕一曲写了卖亲生子的难民对为富不仁的剥削者的责骂和诅咒，战斗性很强。这一曲子元刊本共有四十句，《元曲选》本删去二十三句，留下十七句。 仍然不短。这和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煞尾〕的原长度和被删句数，可说是完全相同，但是性质两样。《看钱奴》一曲，作者把满腔的愤怒倾注在曲子的长度和 重量里面，删去一句就削弱一分力量，何况删去的是二十三句。这一曲战斗性很强的曲子被删去半数以上的句子，岂不又是十分可惜的事！

今天我 们在整理和评论元人杂剧时，对于这十六种明代复本，必须细心校勘，凡是有损于元刊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地方，无论是被删削还是被改窜，都不能 轻易放 过，都要恢复元人原著的本来面目。《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刻印得特别粗糙，是一部很难读的书。今者曲海通航，乘风破浪，我们要把元刊杂剧的整理和研究工 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