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屁胡同

《大师》，不赀的船资

@成刚 — Mon, 04 Aug 2008 09:17:34 +0800

在阿里斯托芬的世纪，双性同体的神话严肃且深刻，他们强壮而聪明，完整而威严，宙斯由于恐慌将其一分为二的决定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似乎也暗示了同性恋者偏离完整性、越走越远，在孤独中挣扎；作家对孤独既惧又爱，他们不断用虚构填充，不断把现实请出，这同样是一条驶离主干道的不归途。如果兼同性恋倾向与作家于一身，无疑会更极端，更西西弗斯。
　　
科尔姆·托宾于2004年出版的小说《大师》中的作家亨利·詹姆斯便是这么一位凄怆人物。年过半百、居无定所、无家庭、无国家、知己全殁、市场萧瑟、遗产与积蓄所剩无多，手也开始闹罢工。托宾用纤细入微的笔触悄然追踪这位老人在窒息的处境下的心路历程，没有跌宕的情节，没有超凡的想象，只有浅流在行进的时间与重现的时间的滩涂间回旋又荡开。小说以梦魇开场，接着剧作《盖·多姆维尔》一败涂地，猛烈的挫败感取消了其它可能性。落魄的亨利活脱脱就是萨特忧虑且彷徨的“多余人”，所思所感也很萨特，“这种近乎消失的存在感让他忧虑不堪”。十年后，萨特才出生在巴黎。
　　
亨利·詹姆斯在历史中趟过，激起叠叠浪花。尽管译者站在文学的一边告诫读者，得调动强大的自制力，以免把主人公与19世纪末红透欧美文坛的亨利·詹姆斯混淆，喧宾夺主。我却不信托宾也有此意，打碎想象与现实的边界，是托宾乐意干的事，也是其文本梦境般迷人的要因。关于亨利，其密友伊迪丝·华顿著微见大，“他用连珠炮式的友好提问实实在在地打哑了这些人的火力。他问他们坐哪班火车来的呀，是否到过所有的大城镇了呀，他们都玩了些什么呀，这样一来，他们由于受到大人物的友好接待而喜气洋洋地走了。‘你看，亲爱的，他们没有功夫跟我谈我的书啦！’——这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防止的灾难。”
　　
晚年的亨利又该怎样防止这蜂拥而至的灾难？他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回避显然于事无补，也不能，也许该借用尼采的提问，“他会不会漂移到一个无尽的虚空中去呢？”答案是否定的，托宾处理着与加缪相似的主题，即存在主义，他温暖而自信，不像加缪绝望（将人视作一个概念，死亡，盖上石灰，然后谁也不是了）。老年的亨利最终没被黑色的水溺毙。在陆地和海洋的战争中，一般赢得都是大海，这次却是陆地获胜，回忆和艺术温和且实在地将海水推开去，亨利·詹姆斯在山顶的兰姆别墅重浴新生写作《欲望之翼》。
　　
回忆之于亨利，一如对普鲁斯特。消失的时间不是作为简单的既成事实强加于人，多孑多难的往昔让亨利饱受煎熬，如家人的陆续伤病去世、女性知音因出众才智的泯灭（妹妹爱丽丝、表妹明妮·坦普尔和作家康斯坦斯）、几段戛然而止的男人间的爱情，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的摩擦与碰撞、及与自我旷日持久的战争等。回忆并未封闭，它向他开放，像一处花园，属于自己，却总能看到新东西。在托宾眼中，它已知又未知，表面上，《大师》是关于过去的小说，过去时压过现在时，究其本质，所有的时态都是现在进行时，小说章节以1895—1899年的线性时间中的点来标识，就是有力暗示。回忆不仅补充现在，也指向未来。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往事时，读者对故事前路未卜，亨利也如此，或许托宾都不清楚下一页要发生什么。
　　
亨利匆匆返伦敦重读已逝的明妮的信件便是一例，之前霍姆斯对亨利无视病危的明妮要去罗马的渴望进行不动声色的指责是对亨利记忆的冲击，也是丰富的方式之一，亨利想要再读信件以察究竟，托宾对他等火车时的心理描写意味深长，“他意识到那些信不会透露什么，只会增加他的不确定感，这个念头在前往伦敦的路上压在他心上。他再读一遍，也不会比现在所知的得到更多。”此行没有在信息上有所补益，却非完全无益，相反，重读旧日信札让他有机会潜入已然淡漠的记忆，审视自我，最终从明妮死亡所带来的阴霾中走出。这与其说是对往事的回访，毋宁说是学习的过程，主人公在开始时并不懂得某些事情，他逐步学习它们，获得了最后的启示。埋葬康斯坦斯衣物的幽僻的水域、灵媒转告亨利母亲的挂念等等，都是主人公与读者携手学习回忆的新收获。结尾，托宾安排亨利·詹姆斯在历史悠久的英国小镇拉伊的一座有着三百年傲人历史的古老别墅重拾写作，正是此意。
　　
艺术家的思维在帮助亨利推开厄运的过程中同样举足轻重。批评和寄生其上的绝望是阡陌交通的一分支，超然于生活、解放灵魂才是艺术作品永恒的旋律，本书结局皆大欢喜，亨利与兄长威廉的紧张关系冰释，活力与灵感重回，“我母亲就希望我们这样。”亨利说。“希望我们在英国终此一生？”威廉问。 “不，”亨利笑着说，“她一直梦想着我们每个人都能坐着津津有味地看书，她和凯特姨妈干自己的活儿，一连几小时都只有翻动书页的声音。”这番对话在冬夜里生着熊熊炉火的老房子里展开，也是亨利的梦。如此动人的尾声与其说将现实引上正常轨道，不如说是点亮现实的火苗，是托宾作为艺术家明亮的希望。
　　
艺术化解现实的另一处明证在亨利再读明妮信札后，“他更希望她死去，而不是活着，她失去生命后，他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但她温柔地向他求助时，他却拒绝了她。”乍看无情，却情深至极，他要用艺术使她复活，她在一个领域坠落了，却在另一更恒常的领域升起。他可以陪她去罗马，去她想去的任何地方，做她要做的任何事。客观世界逐渐被主观世界替换，存在感游向亨利，仿佛他是一块有体温的磁石。
　　
希腊神话中，冥河的摆渡者卡戎须向鬼魂收船资硬币一枚，才肯载其入冥界；在崇尚客观主义的今天，在科尔姆·托宾的世界，也存在这样的硬币，如做化验，其成分大概有三种：回忆的学习、艺术的思维、以及美丽的句子。唯有这样不赀的船资，我们才可能渡往早已缺失的精神之完整性、实在的存在感。
　　
《大师》【爱尔兰】科尔姆·托宾柏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

本文刊登于《广州日报》2008年8月2日休闲周.博阅.B12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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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一出悲壮的滑稽剧？

@成刚 — Sat, 19 Jul 2008 17:30:14 +0800

父亲和母亲在我现在的年纪，分别是生产队长和公社宣传干事，当日中国六千万大小官员中的两员。我对人民公社的兴趣直接来自对父母那一代人命运的关切。汉娜·阿伦特说，马克思根据阶级斗争重写世界历史，他的初衷是要寻找一种方法，使那些被官方历史排除在外的人不被后人遗忘；人民公社的历史与中国阶级斗争的进程深度关联、树藤互依，生活其中的多数人却似被历史遗弃，唯有一连串的路线纷争、意识形态运动被记载，个中的矛盾显见。中国百姓在1958—1984年间究竟占据何种位置？人民公社制度被“大包干”击溃后，他们的命运是否还受惯性支配？今天中国的命运与人民公社是否有关？

对那一段历史我们真的所知太少，老人们即便提及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也怨天不尤人，将所有的疾苦统统归结到自然灾害。天气原因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官方文过饰非的凭据，官方早在八十年代撕掉了这一遮羞布，承认饥肠鸣响的三年肇于人祸并非天灾。今持天气论的百姓是未知晓真相，还是舆论的影响至今未散。“在我们国家，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现在看来也远远不够清晰。甚至在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中间，对于人民公社的故事也知之甚少，一些人甚至从未听说过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所发生的饥荒，以及这一饥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上一段引文是凌志军在其力作《1978，历史不再徘徊》后记中所述，也是1997年初版后今天再版的原因。一本详论二十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悲剧性运动的著作，今日再版，深层次原因也许有二：一，中国农民的命运重获关注；二：人民公社的历史研究价值重新彰显，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不仅是具象的，也是隐喻的。这本书曾经被作为“问题图书”遭禁，继而又获新闻出版署的优秀图书奖，一波三折，便披了几分神秘色彩，这固然与政治大环境的变换息息相关，也因为此书的难能可贵。

记者出身的凌志军1989年夏天开始写作《1978，历史不再徘徊》，前后七年，增删四次，力求“无一字无来历”，大到高层变动、方针路线，小至乡谣民谚，对某些风云人物沉浮和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条清缕析，不囿于他人之见。如***由建国初期的谨慎客观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一夜变为大跃进；只字不识的农民陈永贵如何位居副总理之职；***为何经过三年时间的思索才号召农业学大寨；三中全会之后，人民公社和“大包干”如何相持不下，背后的深层斗争又是什么？作者没有陷入资料堆不能自拔，他并不满足于揭示真相，他边写边思考，通常以“我们国家行政的特质是......”对人和事予以点评，切中肯綮。

人民公社制度的政治理想是消灭私有制，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来弱化社会基本单位家庭的功能，或者说人民公社是“分子化、孤立的个人的群众组织。”，它的实际目标不在经济方面，尽管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曾取得了经济成就，它必须尽可能多地组织民众进入它的框架，推动和保持他们处于运动状态，因此，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初，许多地方出现威逼利诱加入公社的现象。人民公社的着眼点在政权或政治理想，这就天然地决定了它不能带领农民进入曾经许诺的乐园，在人民公社里的社员，其真实身份仅仅是个体的劳动力，由生产队对其进行生产资料的分配，而这些原本是由他们播种与收获的。群众的明里暗里的倒戈便是必然，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或出现危机。

陈永贵的浮沉是人民公社兴亡的缩影。他的发迹源于其与农民地位不相称的政治嗅觉，也不乏投机行径，当然主要得益于运动的需要，如果要全面解释初期他深受全国农民爱戴的原因，除了塑造的劳动模范学习榜样的金身，更因他是正在崛起的人民公社幸福社员的化身，他的存在就是一个承诺。陈永贵成功在于政治，失败也全归政治。农民对他的厌恶并非因他本人的行为。他所象征的人民公社离老百姓越来越远，美好生活已成泡影，基本温饱也无法满足，不少地区出现了党员带领群众农闲时节流浪乞讨的尴尬局面，乞讨者也被明令禁绝，游街收监，定性为“攻击社会主义。”群众并不像俄国思想家巴枯宁的自我表白，“我不想成为我，我只想成为我们。”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他们只想成为丰衣足食的个体。人民公社的政治理想与中国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人民公社制度带给中国的并非纯粹物质方面的倒退。今天不少错误观念都可以在其中找出苗头，比如利用权力来打压异见、不加分辨的盲目崇拜，等等。全书最精彩处之一是作者对于腐败现象猖獗的解释，虽***屡屡整肃气质，倡导廉洁，杀一儆百而仍无法无天。“我们国家治理农民的重点，乃是将分散无矩的农户结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集体，所以种种侵犯农民家庭权利的行为，往往并不被视为非法，甚至还是维护集体利益所必须。”、“即使有干部敢于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也只是被看作个人品格的低劣所致，而非制度的积弊。”这一番见解，真让人豁然开朗。腐败这种沉疴旧疾，并非简单的精神与道德规范能够纠正，尤其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

1984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隐喻——人民公社，一个源自欧文和康有为的乌托邦社会，一个信奉“精神变物质”的以道德和意识形态为根基的社会，一个意图抹掉家庭终被家庭埋葬的政治理想——触礁倾覆，在喜悦和喟叹中寞然退场，一个时代结束了。我目睹过不少它的遗迹，“大寨”、“公社”、“大跃进”等断续的标语依然存在于村里断续的围墙上，褪成绯红，像是某出古老的悲壮的滑稽剧的宣传海报。我的这个比喻是否太过轻率？人民公社真的已经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了吗？是否还有些问题我们忘记了回答，甚至从未提出？

《1978，历史不再徘徊》凌志军著，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08年7月19日书评周刊书评·思想 C10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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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普眼中的世界》——用传统的梭子编织现代

@成刚 — Sat, 19 Jul 2008 06:29:41 +0800

"在盖普眼中的世界里，我们都患了末期绝症。"约翰·欧文以这个散发着呛人末世气味的句子让《盖普眼中的世界》意犹未了，照他本人的说法，这是唯一可能的结束方式，甚至还考虑将它置于小说篇首。却不能由此导出一个结论：欧文是一个现代派作家。乍读他的小说，难免让人想起其前辈艾兹拉·庞德概括现代人处境的精彩诗行，"他们从艾琉西斯带来了妓女，在乌苏拉的命令下，行尸走肉参加宴席。"不夸张地说，类似的人类堕落的主题控制了当代作家的笔尖与打字机。欧文是个异数，在当代文学界、在这个时代同样如此。温柔的感伤、丰富的悲悯与温和的暴力让读者回归久违的传统小说世界。

欧文赋予主人公T.S.盖普心仪的作家身份之前，先安排其接触并热衷于一项暴力性的身体对抗运动——摔跤，对此盖普颇具天分，他毕生只会做两件事：摔跤和写作。这种阳刚的角色设置是美国文学传统之一，如海明威的拳击手、厄普代克的前校队篮球主力哈利等。罗兰·巴特对摔跤运动的阐释（"倾全力演出的摔跤，其本质是一种纵欲现象。"）与欧文的匠心相去甚远，摔跤于盖普是自我卫护的方式，只有在史迪林预科学校有着柔软墙壁和地板的摔跤训练室他才能彻底放松，它是他的第二子宫，他在这里训练，他在这里邂逅妻子海伦，他在这里播种了儿子丹肯，名声大噪后，又隐士一般在这里免费担任教练，三十三岁时，他在这里中弹，死于斯。盖普的死亡，如编辑吴尔夫事后所言："这样的死亡，那么的无目的，愚昧，具有一切没有必要的特质——滑稽、丑陋、怪异——却恰巧凸显了盖普笔下世界的运作方式。"这同样可视作欧文对他的第四部作品《盖普》的概括。

摔跤室与伏流蛙是至关重要的两个意象，辩证地存在着。最精确表述摔跤室在盖普世界里的位置的是他和妻子关于他们最小的孩子——珍妮·盖普——的一段争论， "他说她在那儿学走、学跑，摔倒也不会受伤，但海伦认为垫子会让孩子对世界产生错误的观念，以为脚踏上去总是柔软的海绵。'可是世界真的就是那样啊！'盖普道。"据欧文所述，没有伏流蛙便没有《盖普》。伏流蛙，即伏流洼，近海处一种类似漩涡的致命的海洋现象，象征着潜伏在四周随时来袭的未知危险，是盖普全家对危机的代名词。珍妮遇刺、恩尼心脏病突发、盖普横遭车祸，每件事故前夕都有伏流蛙来临——"冰冷、看不见、闪动如飞的舌头"。摔跤室是他们铁定的唯一能够抵御伏流蛙的安全地带，······，盖普弥留之际，方才醒悟，"伏流蛙原来不是陌生人，甚至也不神秘；伏流蛙很熟悉——好像他一直认识它，好像他跟它一块长大。"欧文不是哲学家诺瓦利斯，无法豁达地判定"还原靠死亡完成"，他观察普通人的焦虑、时代的焦虑，跟盖普一样，希望"努力让任何人都永远活着。尽管有些角色到头来非死不可。但这些人尤其是格外重要，非要维持他们继续活着不可。"谁让欧文出生在20世纪人口死亡的第二个高峰，又让他见证了人类精神的渐趋熄灭？

了解欧文的读者从不求先知先觉，他不会让你知悉下一页将发生什么。你读完最后一句，拎出主旨也十分困难，没有绝对物。"真实的一种样式，不是向心凝聚，而是有棱有角，有裂纹的真实。"（博尔赫斯语）即便作者通常主动厘清思绪的后记，欧文也把它当作正文的延伸，就《盖普》而言，欧文认为主题是"一个父亲的恐惧"，全书中有着海量证据。但顺着这一条藤蔓，目不斜视，会错过不少好东西，比如想象力，想象与现实、真实的关系。欧文受人诟病的一点是他与主人公贴的过紧，他的某些人生片段在作品中也举足轻重，有些稍许变形，有些素面朝天，不加润饰。《苹果酒屋的规则》中华力·华辛顿的壮举是欧文父亲在亚洲战场的生死经历；《盖普》中海伦对母亲的渴望是欧文对生父感情的变身。但不能否定欧文的想象力，欧文借作家盖普对此展开长久的兴味盎然的思考，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确属罕见。

欧文对想象力的严肃探讨肇始于危机，盖普的第二部作品《戴绿帽的第二阵风》与处女作《葛利尔帕泽寄宿舍》迥异，后者怪诞奇妙像寓言又像童话，前者则仿佛直接脱胎于盖普的一段感情经历，蜘蛛一样死死抓牢现实。伴随盖普对女性主义、性暴力、残肢等思潮与现象的涉入，及生活的数次震荡，盖普的作品愈发沉入生活，不再超然其上，他与艾伦·詹姆斯会员的激烈论战带来了杀身之祸，由一个小说家悄然蜕变成时评人，用海伦的话来说，盖普惹毛了这个世界。当他重拾想象力开写《我父亲的大梦》，一个与其处女作遥相呼应的作品，现实不给他机会，这是否欧文的暗示：作家一旦弃用或荒废其想象力，他的艺术生涯也就来日无多。盖普作为一个父亲的恐惧与作为一个作家的恐惧是故事的两条平行线，在捍卫生命时，他也在拯救想象力。作家的想象与人生经验无关，甚至不相容。对《葛利尔帕泽寄宿舍》，盖普自我评价："我想它的主题是死亡，但我写的时候对死亡了解不深。我现在对死有更深的了解，却一个字也没有写。"症结在作家想象力的流失。更可悲的是，盖普最受欢迎的小说《班森哈维尔眼中的世界》想象力最为稀薄，搭上了当日备受争议女性主义的快车，还有他母亲轰动全美的死讯。一个好的说故事的人，根据想象力修改现实，而不是篡改真相以与现实印证。鸟的翅膀永远位于爪的上方，即使在休憩时。

欧文的文本庞杂，恐惧、焦虑、紧张等现代社会独有的情绪层出，他关注的生命安全与想象沦丧其实涵括在现代性的大命题下。科技没有将我们载向虚空时，我们拥有许许多多关于天空美丽的童话和小说，今天我们拥有了太多的空虚和物欲，抬头望去，尽是毫无诗意的紫外线和黑子。欧文直书现代性的题材，运用现代性的技巧与元素，却是个传统作家，以包容取消了猛烈反击，刺杀盖普母亲珍妮·费尔兹凶手的遗孀终获珍妮·费尔兹基金，枪杀盖普的阿噗——激进的爱伦·詹姆斯会员——也生下漂亮的女儿，恢复公众生活，安全而有用。

《盖普眼中的世界》【美】约翰·欧文张定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

本文刊登于《广州日报》2008年7月19日休闲周.博阅.B12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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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国度》的软肋

@成刚 — Tue, 01 Jul 2008 14:54:21 +0800

《自由国度》捧走了1971年的英国布克奖，后惨遭二十家英国出版社不留情面的退稿，固然跟《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文稿署名处隐去奈保尔的名讳代之以不见经传的假名有关，暴露出当今出版社编辑仰名家鼻息弃小卒不睬的陋习。奈保尔本人对这一尴尬局面的应对很有技巧，他把皮球一脚踢到了读者一边，将对作品的好恶跟个体素养等同起来，爱读不读，读不懂、说不好读是你自己的错，修养有缺陷。不由要人想起奈保尔早年对自己的定位：我是那种人们以为别人都在读的作家。
　　
大量的评论，可怜的销量，加上一个文学奖。这是奈保尔的死对头保罗·赛罗克斯在《卫报》上对前者的另一部作品《半生》说的带刺的俏皮话，剔除其中个人恩怨，不得不说，赛洛克斯眼力够毒。一个人的软肋，对手看的最透，朋友往往锦上添花，往破绽处贴一块绣花的补丁。赛洛克斯的前半句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测验遥为呼应。要是书上不署奈保尔的名字，《半生》只是昙花一现。他是这么讲。
　　
奈保尔门徒日众，凭诺贝尔奖跻身庙堂、列身仙位，对他的质疑，哪怕无伤大雅，也要胆子。奈保尔把负面意见预先就归结为读者文学涵养的不古，让人噤若寒蝉。对要发言的人的信心是严重的打击，现在的我，一边要想说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一边又在怀疑自己，因此事先声明：以下是一家之言，不可太当真。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作品任何方面都可以糟糕，语言却不能马虎。奈保尔是个中好手，这方面独具天分，22岁时挥就的短篇集《米格尔街》便是铁证，简洁明快、张弛有度、幽默澄澈、笑中含酸、伤而不哀，任何情绪都是淡淡的一抹，却十分到位，出色的语言让人原谅了技巧的贫乏与拙笨。十七年后面世的《自由国度》让人遗憾，诚然奈保尔技巧娴熟，不着痕迹，语言的退步却抹杀了这一进步。如果说收录的中篇《告诉我，杀了谁》低沉回旋的律动让人如遇故交眼前陡亮，主打长篇《自由国度》却让你不得不置身辩论会现场，只闻喉间发出的快速而短促的嘶嘶声，却没有背景乐。
　　
隐喻、象征是小说的方法论基础，奈保尔对此了解的远比我们要多得多。刘新民先生在译后记中写道，“灌木丛、总统照片、本地衬衫、大众汽车、泥泞的道路和褪了色的广告牌等意象的反复运用，均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恕我愚钝，没品出这般奥义，上述事物是非洲普遍的符号，攻无不克的现代性的旗帜，一如弥漫中国城市乡镇的可口可乐大红标志，奈保尔拿来用再自然不过。《自由国度》太过自然，故事结构简单：殖民政府的公务员鲍比和同事妻子琳达自驾车穿越南北，就沿途见闻或明或暗拌嘴，前者代表黑人的同情者，后者是殖民者的典型，简陋的二元论，尽管也有过微妙的换位。旅行的主线赋予整部小说以旅者的浅尝辄止和浮光掠影。
　　
阅读《自由国度》的过程中，不断有错觉产生：两个半瓶子醋的时评人在同一辆车上絮絮叨叨；我开车非洲，鲍比和琳达是午后收音机里两位谋杀时间的脱口秀主持。若非信赖“奈保尔”的品牌，我不会坚持读完185页。本书得布克奖，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匪夷所思，客观而论，它赢在起跑线上，主题是异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二十世纪下半叶连好莱坞都疯狂追逐的热门话题，选题的成功大于在文学上的成就。当媒体和评论家给奈保尔鲁莽地贴上“世界作家”的标签，仿佛给了这个印度裔英国作家一个永恒的身份，他欣然接受，如同1990年接受英皇家的爵位，并急火火地要证明自己“世界作家”的头衔受之无愧。问题也许并不复杂，这凑巧是奈保尔的一部试刀之作。
　　
异化是一个比爱情更永恒的主题，对黑格尔，异化诞生于人类诞生之日，那时奴隶屈从于主人；对马克思，异化是领工薪者的非人化；在奈保尔的世界里，异化基于人种的差别之上，通过非我族类来非人化，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影响人的概念的变动不居。运用文学的形式思考异化，奈保尔在《自由国度》中做了大胆试验，尽管结果不理想，在文学对商业拍须遛马的现代，这份执着和严肃让人起敬。小说主人公英国人鲍比和琳达原以为赴遥远的非洲大陆可以享受自由，回归自我，但陷入更大的不自由，是否在着暗示治疗异化的药物当独立于时间与空间外？一部文学作品留给我们最深刻的问题完全哲学性，这是成功？还是败笔？是回归？还是背叛？

《自由国度》【英】奈保尔刘新民施荣根徐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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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里述闲

@成刚 — Sat, 14 Jun 2008 07:28:15 +0800

说起惭愧，近来杂事繁冗，安身已成问题，立命更无从去谈。在这重枷箍体、快鞭催老的状态下，真如英随笔家兰姆所言，“一闹牙疼，或者脚脖子扭伤了——这时候，人就锐气顿消，灰溜溜的，只好安于某种卑下的生活动力。”即便此刻，也有糟心事来扰、将好不容易理清的思路截作一段又一段，我偏要这时候对英伦随笔提一二肤浅见解，想想颇荒谬，不妨视其为闲散与紧促之间的较量，给自己的浅陋留一处退路。

英伦半岛的小说我所知不多，不喜那里短家常、贵妇绅士的无穷尽纠葛，浓雾下湿漉漉的感官享受甚得我心，仍无法拯救我对英国文学的偏见，这也影响到了英国随笔作品于我的印象，古板冷硬的大理石庭院哪又敢奢求生出摇曳的白菊。另，英人随笔多有幽默的美誉，我却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理解，会心一笑，一如马克吐温的作品在我是身心的煎熬。

我读随笔集《伦敦的叫卖声》动机有二：一是早闻其名，有好奇心，也有跟风念；二是书名让人遐想联翩，极易勾出心底的怀旧情结，忆起儿时徘徊在街门外拖着腔儿蘸满方言的磨刀或兜售小物什的商贩，他们和他们的吆喝声今天已再难觅，连划痕都不曾遗留。念旧或许是一种无出息的表现。

带着寻时光机的愿望读阿狄生的文章难免失落，对如雷贯耳的《伦敦的叫卖声》，我有话要说，反讽太过暴露，淋漓，尽兴，但失了几分随笔应有的施施然，拳头般攥在一起而非茶叶般焕发。我的微词无损它的伟大。伍尔夫欣赏多萝西·华兹华斯专注于描写杜鹃在山头的兀自啼叫，也对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的暴风雨的思想保存足够的敬重。

且看阿狄生对统一伦敦城叫卖声的提议，“一切公共叫卖之声应该统归明理善断之士主管，嗓音不美者不得在街头大喊大叫，叫卖声不美者不得在街头大喊大叫，叫卖声不仅要压倒人声喧哗、车声轧轧，而且要使用恰当词句将各自贩卖的货色加以说明，发音也要清晰、悦耳。”这段反语出色描摹出十八世纪英国官僚主义的嘴脸，我辈也能在第一时间轰然共鸣。阿狄生的风趣也很出彩，举一例，“每当萝卜上市，总有许多人大吵大嚷，沿街叫卖，满城为之骚然，实属不可原谅，因为萝卜这种商品即使在卖方手里放一放，并没有放凉的危险。”这种淡写轻描真是妙极。

让我拊掌的还有《金银岛》著者斯蒂文森。学生时，我的逃课小有微名，夏日午后，人家在连电风扇也无的教室里听汗水碎在桌面地板的轻响，我自找一荫凉微风处翻闲书哼小曲，或纠结同好打打篮球，不亦快哉！惯性思维使然，总挣脱不了虚掷时光的罪感，至今，噬骨的内疚依然活蹦乱跳。斯蒂文森治愈了这一旧疾，《为闲人一辩》中这样说，“当你回顾自己的求学时代，我相信，你一定不会为了在逃学中度过的那些内容丰富、兴趣盎然、富有教益的时光而感到悔恨；恐怕你在记忆中愿意一笔勾销的倒是在课堂上半睡半醒中度过的某些黯然无光的时刻。”终我一生，也无法得其文采一二，但以与他在此问题上看法一致为幸。在我看来，斯蒂文森和麦克尤恩是最不类英国作家的作家。

斯蒂文森为闲人辩护，不等于他赞同游手好闲，他本人并非闲人，非但不闲，且异常勤奋，二三十卷的等身著作就是明证，他实主张在黾勉生活中高高兴兴做人的义务。兰姆《伊利亚随笔》中为牌戏正名（《拜特尔太太谈打牌》），也不代表着他称道赌博，颂其魔鬼般的不智，相反，他借拜特尔太太之口表白的是对井然、公正、正直、愉悦的追念。“亮堂堂的炉火，一尘不染的地板，规规矩矩的牌风”、“打牌如同打仗，目的在于光荣地赢钱”、最忌翻云覆雨、反复无常、花花点子、小打小闹，力主忠贞到底。这是最见兰姆特色的随笔。兰姆笔下罕有术语或引经据典，文中提及马基雅维利，是个例外，据此或可窥其政治观。

“最近，我跟我那脾气温和的堂姐又玩了一回皮克牌，结果，我一人全胜。尽管我们谁也没有赢一个钱，谁也没有输一个钱；尽管那仅仅有一点赌牌的影子——我真不敢告诉你，我是多么愚蠢！——我仍然希望这样的游戏一直继续下去——我愿意永远做着这样无补实际的傻事。”我们又有何资格把兰姆所作所为视作无意义的傻事？笑人先笑己。布罗茨基对散文贬损性的定位（“通常受制于经济考虑，‘干旱期’，或较罕见地受制于挑起争端的必要性）不适用于兰姆、斯蒂文森和收录在《伦敦的叫卖声》中的其他随笔作家。

曼德尔斯塔姆曾自命清高地认为，诗歌存在一群有些儿距离、未知的读者，“与火星交流......是一件值得抒情诗人去做的事。”套用此句，优秀的随笔与时间交流，过去，现在，未来，不论你身在什么世纪什么地方，打开它的时候，便被准确命中。前提是你需摆出一副慵懒坐姿迎接它的降临。

《伦敦的叫卖声》【英】阿狄生等刘炳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4月

《伊利亚随笔》【英】查尔斯，兰姆刘炳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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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赛、本土城市主义及现代性问题

@成刚 — Sun, 25 May 2008 07:10:48 +0800

龙舟赛伴随祥和的节日氛围应运而生，但本质上却相去甚远，与其说它彰显的是众志成城的精神，毋宁说是冲突的一种表述，日常生活中逐日积聚起来的愤懑仇怨公开宣泄的渠道。就此而言，龙舟赛跟西方狂欢节功能相似。缘自对这与生俱来的暴力倾向的警惕，19世纪晚期及此前的龙舟赛被地方政府目为危险活动屡加禁绝便在情在理，以汉口为例，1860年代官府在当地盐商吴德芝的呈请下完全禁止龙舟比赛，此项禁令维持了十年左右。

作为城市社会冲突的象征，龙舟赛重获自由身却仰赖构成日常冲突的各群体的团结。1878年，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的无意暗示，龙舟节爱好者们随即抢木材、造龙舟，官府对各码头上的夫头施以三百杀威棒杀鸡儆猴也无济于事。农历五月十八日，龙舟节的巅峰时刻，簇新的龙舟现身港口，锣鼓声喧天价响，“武汉商民，亦以为久不经见，莫不延颈而待。”至此，移居汉口且缺少龙舟情结的北方商人与当地人、商业中互为抵牾的各行会、市井生活中矛盾丛生的族群或个体，在龙舟赛问题上出奇地一致。辛梅尔在《冲突与群团联系网络》中雄辩道：在适当的环境下，冲突也可以是社区联系形成与维持的一种手段。龙舟赛的恢复证明一个正常的城市社区对冲突的需要跟对和谐同等迫切。

汉口龙舟比赛的故事是一个完美的案例：城市内部的紧张可以不必借助官僚体制经由社会固有机制得到解决。其间，冲突是社区向心力另类的强化的手段。龙舟故事根本上属于受市民社会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范畴，这一理论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拓开了一块新大陆，从“冲击-回应”说转向“中国中心观”，是中国近代史专题中的热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本土城市主义？这在中国学界与西方汉学界同样引发了持久的论战。继萧邦齐(R．Keith Schoppa)关于20世纪早期浙江精英的研究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也持肯定观点，在他汉口研究的两卷本著作中有淋漓体现。

相对于上卷《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视野更开阔，不囿于社会精英群体，对底层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如难民、流浪汉、地痞、退伍乡勇，造反者、秘密会社等，逐个深入剖析他们在19世纪的汉口城市社会扮演的角色与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精英阶层，他侧重于考察他们在社区能动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复兴的“经世”、“封建” （地方自治）政治思想对社区能动主义的影响，太平天国运动的推波助澜。地方史的研究路径赋予他的研究世俗的和超凡的双重意义：人们如何看待诸如龙舟、路灯等具体问题，如何处理国家与地方关系。

龙舟风波是汉口非精英阶层的单口相声，若要理性公正地讨论下列疑问：19世纪的汉口（因区域贸易而形成的商业重镇）在缺乏省、府、县行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将城市自治发展到罕见的高度？如何将由洪灾、火灾及兵患所造成的大小频冗的社会危机化解至最小？如何在官僚体制在“公共领域”主动或被动撤离时及时填补空白，并将“公共领域”最大化扩展？相对现代早期伦敦、巴黎等欧洲城市翻滚的反抗与暴力活动，汉口的相对平静又是如何做到？不得不提及汉口的精英群体。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他们引领了（至少倡导）城市内部极引人注目的社区能动主义。需要补充的是，最早的地方社会理想的出现是在17世纪的上半叶，明末清初，一个社会经济领域充满活力而王朝崩溃的时代。

首先要提到的是一本书和两个人，即 1826年出版的《皇朝经世文编》（“经世”与“封建”思潮复兴的标志），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他的前任周天爵，前者在任期间于竭力禁烟外力主地方自治，后者的思想与林则徐相仿，1829年，他在给善堂撰写的碑铭中有这么几句话，“则善举必出于官，民即自成之。此举合乎大义，本督甚德之。”这二人的思想精髓皆为“官督民办”。事实证实，公共事务方面，官府的作用远小过当地精英，仅限于创议、监督，给予其合法性，资金筹备、操作和维护事宜则由社区包揽，救灾、设善堂、开粥厂等所需资金大部分由当地富商、有声望的文人与行会捐赠，小部分由居民集腋成裘，官府只在少数情形下象征性拨款，相较之下，官员以个人名义的捐款更常见。

公共设施方面，道路、码头、路灯、搬运垃圾、供水、学校、治安、防火等今天看来应由市政当局负责的事务，在彼时五省通衢的汉口，都是由城市社区及亚社区管理。多数创议也非出自官方，由城市精英们商议提出，集资，修筑，但先得经当地政府批准。路灯便是鲜活的例子，其出现在汉口跟对鬼魂的恐惧相关，人们担心不久前溺死的街坊的亡魂作祟，敦促一位富商在窄巷中设盏照明灯。路灯的普及则是保甲长牵头，街坊集资，且民意决定将原先商定的廉价的竹灯笼换为英国燃气灯。这足以说明社会精英力行的能动主义的影响面之广，大至动辄花费百万码头修葺汉江改道，小至一架消防水龙一盏街灯。如哈贝马斯所言，在私人财产利益和专制主义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中间领域——公共领域。

汉口近代史上，太平天国运动是一道分水岭。如果说此前城市精英能动性的内驱力是儒家思想，此后他们的行动主要是发自对政府的不信任，对固有文化的怀疑，对社会失范的回应。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汉口，公共事务重心显然从大众福利移至公共治安，这与太平天国运动中当局遗弃汉口单顾武昌息息相关，当时清军出于战略考虑将缺少城墙护卫的汉口置于保卫范围外。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哺育了社区意识的成长，1864年，汉口人自发筹资25万两沿玉带河岸修筑了长达2.5英里的城墙，有效遏制了来自北部内陆的威胁，也增强了外地人的投资安全度。同时组织起由独立的行会—街区负责的巡逻队，1883年秘密教派起事中，非正式的城市团练得以制度化，讽刺的是，这支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前夜组成汉口各团练联合会，而他们，正是武昌首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社区能动主义与导致辛亥革命的激进主义存在哪些瓜葛？周锡瑞在《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有更深入的阐述。精英的社会基础和组织能力一旦与反满和政治革命意识产生交集，其迸发的能量足以引起骨牌效应，为风烛残年的清帝国送葬。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纵使最激进的地方改良精英也不主张精英群体拥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或许他们从不曾想到显赫的帝国会有坍塌的一天，唯恐地方精英拥有武装后便违背了为社会整体服务的初衷，为某一群体的利益着想，必然加剧社会混乱。如罗威廉所总结：社会解体不是以城市精英不再充当社会领导角色为标志，相反，精英们更热心、更真诚地追求他们的社会“进步”，为此不惜牺牲社会和谐与中庸之道。西方崇尚进步贬低温和稳定的社会价值观念起源于启蒙运动，这是现代早期的西方都会比同阶段的中国城市更为动荡的缘故，也是罗威廉为19 世纪最后十年较之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汉口乃至中国城市更平静更少裂变的现象给出的解释。1895年，进化论传入中国。

现代前期的商业城市日新月异，陈朽落后的官僚体制纵然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现象，但缺少足够的重视与及时做出回应的能力，仅取其一瓢饮，作为维持苟延残喘的续命药丸，但不啻于饮鸩止渴。春江水暖鸭先知，生活在城市社区内部的群体对自身的变化更先知先觉，更具灵活性，更及时给出应对措施，尽管这一进程并非预先设计的、有序的。再度佐证了罗威廉的著名论点：公共领域自成一体，可以独立于国家机构之外而单独存在，更是对韦伯“中国未能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于其城市自治制度的匮乏和对祖籍亲友的特殊依恋的主宰”的论断的颠覆，罗将此称为对一种“神话”的放弃。

罗威廉的研究结论自上世纪80年代面世之日起便争议纷纭，其中不乏坚定的反对者和有力的挑战，魏斐德、孔飞力等人认为不能用西方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来指导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其适用条件迥异，容易产生误导。然而正如史家章开沅先生所曾经指出：“西方学者对于‘市民社会’、‘公众领域’的讨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学术研究的成果固然要紧，其研究路径和求解的态度对后来者更有裨益，打磨光滑无懈可击的论断往往一无是处。

汉口城市社区研究与其说是在还原某阶层或某群体在非常阶段所发挥的非常作用，不如说是在求证传统社会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亲和力，和谐与均衡不仅对有修养的精英具有内在吸引力，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阶层也表现出极强的黏度，有效地维系着现代早期在各种冲击下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尽管在西方思潮的撼动下也出现了衰落的苗头。罗的研究今天看来并非简单的思古式想象（毕竟，面对新问题传统思想已捉襟见肘，不足敷用），而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雷蒙德.戴蒙德在新作《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中，提出了一个我们天天面对却无暇多想的问题，即第三世界的中国要赶上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要付出什么代价？答案触目惊心，当然，他所指是整个人类社会。扪心自问，彻头彻尾的现代化生活是否真正需要？抑或只因它被贴上一块曼妙的“现代化”标签？当所谓的技术进步被为圭皋，失衡的不仅是人类置身其中的自然环境。

值得特书的是精英们积极干预公共领域的动机，他们大都非汉口本地人，是来自安徽、山西、广东等地，不遗余力地参与公共事务，可以使其迅速被当地社会认可和接纳，也可以使他们在巨额家资外收获赫赫名望，朝廷时常授予官衔职位来嘉奖，或是一种投资，安徽会馆斥资修筑会馆所在的街道，造福地方的同时，因周边环境的改善，他们的房租翻倍，赢得更大利润。毋庸置疑的是，汉口精英们和非精英在城市社区上达成共识，其中难免有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霸权”的痕迹，从整体上说却非将一方的意愿强加另一方，它的根基就是崇尚社会和谐的儒家思想。当盐商们解囊救助流离失所的难民时，担心的不尽是个体的存亡，他们对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家庭遭到肢解、伦理沦丧、社会失范更忧心忡忡。

家庭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关系，国内学者吴飞在其著作《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中有精彩的论述，按他的说法，现代中国丛生的家庭问题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反映，追根溯源乃是发端于一百多年前的家庭革命，过度的家庭革命抽掉纲常秩序的绳索，却没教会人们如何与自由共舞，当托付个体幸福的容器——家庭基本伦常支离破碎后，人们只好把自己的幸福攥在手心，各自把握。这时，悲剧的魂灵就窜出了魔法瓶。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英】罗威廉，鲁西奇罗杜芳译，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3月

本文刊登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25日阅读周刊.历史.GB28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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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互咬尾巴的蛇

@成刚 — Sun, 11 May 2008 17:41:16 +0800

不单拜占庭史，讲穿着装束，英人贾森.古德温也有一套不简单的理论。《禁卫军之树》73节末，他借俄国美人尤金尼娅的香唇道破，女人感兴趣的不是衣服，而是穿戴它们的方式。自然，这女人得跟尤金尼娅一般冰雪聪明，不至让珠环玉佩撞呆了眼。对历史学家玩票写推理小说的古德温，承继爱伦.坡衣钵非他本意（尽管 2007年度“爱伦·坡奖之最佳小说奖”被他摘入囊中），改换文本重新诠释才是初衷。最初的史家兴许真是由侦探兼职或改行。

写作《禁卫军之树》的贾森.古德温是开先河还是回归传统？姑且不论，他虚构的阉人雅希姆无疑具有宫廷侦探和史家双重身份，澄清案情的同时也在还原奥斯曼帝国史，涉入惊悚要案却被排斥在历史进程之外，一直以为自己肩负兴衰大任却仅是权杖更迭中一枚小卒，然而他不是悲情角色，最终参与了历史，犹如围攻君士坦丁堡53个昼夜突进固若金汤的城墙上唯一的小缺口——克科波特门出奇制胜的禁卫军团。历史布满偶然性，若克科波特门未因疏忽而虚掩，若炮兵下士切吉尔.亚尔马克没有遇见雅希姆，河道将通往另一个方向。

出于人性中逃离的本能和对远方的好奇，作家们常把故事的背景设为神秘且极具传奇色彩的异域他国，通俗小说尤甚。作家们如此慷慨，义务担当起导游一职，不幸多数都不及格。环境与人物好似水里泡久了的鞋子，貌合神离。古德温不然，他绝不是一个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猎奇者，单从口吻判断，比土耳其土著还土著，要他来写伦敦，是否一定会比伊斯坦布尔更得心应手？宫廷、阉人、禁卫军、大吉之事、浴室、菜场、修院等，首先内在于他的身体，然后现于外，被他的感官所感知。《禁卫军之树》中，1836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呼吸无处不在，非夸张的固化，犹春于绿，如月之曙。

十九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残缺不全，希腊独立，版图坍塌如脆饼，盛世时无尽的军功被无尽败仗抵消。马哈茂德二世大腹便便，早不是当年的坚毅青年，冷酷狡黠的黑人主管也有过麻利干练不谙权势的美好。非统治阶级中，雅西姆是个没有睾丸的男人，他的挚友帕卢斯基是个被从地图上抹去的国家的大使，他的情人尤金尼娅隶属于勇猛坚硬却性无能的俄国大使，他的朋友肚皮舞者普琳是个善良正直的人妖，他的伊斯坦布尔喘息在上一场火灾与下一场火灾的间隙，火灾是这个腐朽城市最有用的清道夫，他的国家则在白海与黑海、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间摇摇欲坠。在亚洲大陆的彼端，大清帝国正在潦倒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

地缘关系和历史原因促使改良奥斯曼帝国的新法萌生，时间比中国要早62个年头。十多年前，旧式的军队禁卫军在其后任新卫军的西方大炮下作鸟兽散，法式平檐军帽取代了穆斯林头巾，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出现在帝国的心脏，连后宫的主人苏丹母后也与法国盘根错节，佩戴着拿破仑赠与的首饰。“不知，且/不知自己无知/他们寻找着/教他们吧。”于是，土耳其第一个共和国也在那年蠢蠢欲动，“等到天亮，新纪元就将开始。高效，清洁。”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将在一次在焚毁房舍吞没市民的烈火中容光焕发。火光辉映中，将军和雅西姆作最后的交谈，“可是，人民……”雅西姆打断了他，后者便是那火焰的主人，“啊，对，人民，”将军半转过脑袋，好像打算啐痰似的， “这世上可不缺少人。”

偶然，太偶然，缺少睾丸无足轻重的雅西姆说服了宫城外的下士让炮口掉转，火势弱了，明灭不定，后来熄掉了，共和国流产了，将军从屋顶上摔死，改良的帝王马哈茂德二世暂居上风。但，并无最终的赢家，如古德温茫然的喟叹：“在新与旧、反动与革新、回忆与希望之间展开的古老、宏大”的战争中，从无赢家。假如将军没有死去，且一切遂他所愿，迎接伊斯坦布尔的又是什么呢？那么，“仍旧会有一场革命”，“一场反向的革命”，“回到传统的革命”。故事结尾处，雅西姆对太后如是道。

贾森.古德温在细节处理上也意味深长。一本皮面精装的小说《危险关系》，18世纪法国作家拉克洛的作品；一枚普通至极的银戒指，寻常的银环，图案部分磨损，依稀可以看出镂刻的是两条互咬尾巴的蛇，无尽地循环；然而阉人雅西姆是如何让尤金尼娅在床第上娇喘连连，智慧的力量？艺术？还是人性？抑或别的？一个终未揭晓的悬念，唯一没被阴郁和灼热覆盖的新的地方。

《禁卫军之树》【英】贾森.古德温，殷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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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

@成刚 — Sun, 13 Apr 2008 10:02:13 +0800

汪曾祺先生写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的往事，轻松诙谐，他天性冲淡，任怎么严重的事到他笔底都直如花花草草，根本原因是无所羁绊，“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这才腾出手来携情书、花生米、宝珠梨、甚或煮冰糖莲子羹，也可以来恋爱。假设汪先生彼时不在联大，假设他被委任于故宫博物院，急切切地赶着数万件珍玩与敌机马拉松，短章《跑警报》还会是现在的面目吗？

那志良先生因机缘际遇扮了一回大任之下的“斯人”角色，一入戏就是一辈子，而非驮着文物头顶弹雨的漫漫十余载。那先生入职故宫博物院是时任平民中学校长陈援庵的举荐，陈校长也是“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即史家陈垣。那先生幸得贵人助，也没辜负陈先生美意，自十七岁入故宫操劳直到年老体迈干不动为止，掐指算来，他的工龄比故宫博物馆还略长，1925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开幕，而那先生十个月前加入其前身“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宫中文物点查工作。九十岁的高龄也使得他成为博物院一批旧人中最末离世的一位，对博物院的风雨泥泞路看得更真切。那老先生晚年把与故宫的休戚与共写成四册书：《故宫四十年》、《我与故宫五十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和儿童读物《故宫历险记——老博物馆员说故事》。

《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时间跨度最长，涉及先生本人生活的细节也繁密，如院长变卖家中财物补贴那先生家用使其在外能安心做事，更如车队盘旋川西险途而那先生与同事犹不忘看风物诵曹伯启《南乡子》。我要详谈的却是“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连载过的十六万字的《我与故宫五十年》。时间轴起于1925年故宫博物馆仓猝成立之际，止于1974年台湾省故宫博物馆办明清青花瓷特展，纵贯最飘摇的半个世纪，军阀横恣，北伐成功，继而日寇肆虐，人民解放战争，也提及1949—1970年代台湾社会概况。那先生走笔温润似玉，纵然笔涉坎坷艰险，也不见烟火燥气，不闻愤懑咒怨。谈故宫瑰宝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论长路崎岖若扶杖玩游，交代几笔美景，述说几盘菜肴，尽管雪封山，饥肠鸣；提纷纷战事不特写血渍与横尸，时时幽他一默，泪眼含笑，欲笑却止。《我与故宫五十年》中，家国与古物交叉而谈，自然地融于一体，不知它们本就是一回事，还是那先生笔墨的焊接功劳，全书以“我”的视角叙述，唯一不受重视的同样是“我”。

那先生的著述颠覆了此前我对同类型读物的阅读经验，“散、平、碎”是我对彼时多数传记特点的归纳，读着零碎，提起拖沓。乍看，那先生也不能免俗，大量文物表单与人事更迭记录掺杂行间，谁料内里却隐着一股沛然之气，感而不伤。卢沟桥事件后，博物院开始将文物装箱南迁，以防毁于战事，先生借叙述负责押运同事的张皇凸显局势急迫，“一位同事朱家济先生，匆匆回家，看到什么东西都舍不得，索性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拿起桌上的一把折扇，忍泪离开了家门。”另一同事李光地，“他的准备时间更短，大家坐在汽车上等他，只见他背出一张方桌来；大家笑不可仰。”叹国力孱弱，那先生具体地追述了景山上的一门炮，“我们好奇，上山看看高射炮是什么样子，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车轮，架着一个竹筒，上面覆以油布而已。”文物精品运台湾前夕，行文始见凄恻，“正值阴雨天气，连绵不晴，码头上人迹稀少，江流中细雨迷蒙，偶然听到远处军号之声，刺人心弦，凄凉之境，令人不胜唏嘘。”概因即将偏隅海岛，前路茫茫。

为抢运万箱国宝，那先生与同事辗转各地，“故宫文物，像逃难一样，往后方撤离。”文物共分三路：一批运到汉口，转长沙，贵阳，存于贵州安顺；一批运至宝鸡，经汉中、广元、成都，存于四川峨眉；另一批沿长江直上，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存于四川乐山。遍地开花。押运途中，遭雪灾，遇断路，逢大火，避匪徒，更兼财政拮据，穷症缠体，战火蔓延，局势每况日下。才准备在一处安置文物，便遭敌机轰炸，所幸炸弹总滞后一拍，国宝与人众得以安然脱逃。木箱内的文物，瓷器书籍等易碎易燃惧潮的物品居大半，翻车坠河遭雨淋是第一大患，这桩桩坏事都没躲过，文物竟然无碍，类似的事书中载有三两件，让人吃惊。那先生的解释颇唯心，也见出他宅心仁厚，“古物是有灵的。”他常感叹。也许正是博物院同仁视古物如有生命会呼吸的物体，才在凶险的境况下做到无一损毁，堪称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五四干将罗家伦在台北对所有文物进行过一次点查，他在理事会报告中说：“抽查结果，知保管情形良好，保管人员能以古物为生命之一部分”。当是对那志良们数十年辛劳的至高赞誉。

听过“少马爷”相声《打灯谜》的人都知道，十分钟内，面对挑逗引诱，不吐出一个“好”字来实难办到，机灵警惕步步为营以绝口不提“好”字为目标的黄族民先生最终在四角小钞前栽了跟头。“行，我输您多少钱？”“一元六角。”“那这么着，给您两元甭找了怎么样？”“好！”这说的是坚守不易。那志良们在炸弹贴着后脑勺的环境下的作为，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当是“典守”，《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那先生对这个词给出了精确阐释，“典守，不是看守，也不是监守，而是平时视如身体发肤、紧急关头高于身家性命。”当然，他们也真的做到了。

《我与故宫五十年》那志良著，黄山书社 2008年1月

本文刊登于《晶报》2008年4月12日晶报图书评论.特书.C2－3版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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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回来，谁便会痊愈

@成刚 — Sat, 12 Apr 2008 08:17:35 +0800

对罗马尼亚当代作家诺曼.马内阿，有大量的标签可供使用，“流亡知识分子”、“反极权主义作家”、或套用其自传《流氓的回归》的标题称之“流氓知识分子”；与之可互为比照的作家资源也颇丰裕，昆德拉、哈维尔、赫拉巴尔，似乎只需在文化版图中找准安置马内阿的经纬度，所有的困惑与思虑便化为乌有。对“流亡”、“极权主义”究竟有多少了解，对跟他呈平行状态的作家们又知道什么？这种迂回的方法可能让我们获得丁点的同一性，却误导我们背朝作为个人的作家愈行愈远。

国内出版的马内阿三部作品中，最能充分表达其政治立场的首推杂文集《论小丑》，但它仅仅是马内阿诸多优秀作品之一，如作家本人所披露，“几年前我刚到西方的时候，特别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尤其是要写一写从中得来的所思所感。”无疑，这是一部轻易就能贴上标签的作品，离文学最远，距政治最近。相对马内阿早年夹枪带棒的檄文式文本，那些藏身团团雾霭中的文字更得我喜欢，面对拿捏不住的语言，预先准备好的标签开始模糊，如《流氓的归来》，诺曼.马内阿的回忆录，一部托传记之名的真正文学著作，作家孙甘露读此书后说：“这人要是得诺贝尔奖，你一点儿也不要意外。”

马内阿以非凡的笔触打开了对其生平的沉稳追述，“春天，天堂的光明，穿过整堵墙般大的窗子，照进来。房间里的那个男人，从十层楼的高处，朝下看，观看天堂里的热闹。”幻境般的描写，给观者一种错觉：马内阿一生都浸在无遮拦的春光中。“天堂”的使用平添了几丝不确定不安宁，随后两章中，“天堂”一词频频露面，冠名“巴内绿草”的犹太餐厅出现，及奥朵曼奈利餐馆外长凳上休憩的魂灵般的老妇现身，不确定感渐趋强化。“社会制度稳定，执政者们讲道理，人们在天堂里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过得好。”马内阿反复强调此句别有用意？且按下不表，能确知的是，马内阿所言的“天堂”在词句的围攻下不堪重负，终脱水为一纸窗花。有了前面的失重，马内阿重返罗马尼亚与后面文字的力透纸背便有了铺垫与映衬，既轻盈又沉着，倏然就可立起。俯瞰视角的使用带来并非纯空间上的高度，比较《论小丑》五篇杂文的紧身肉搏，《流氓的归来》更丰满更超然。

《流氓的归来》缺少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没让人潸然泪下的片段，书写非但不取巧，在技巧至上的今天，甚至略显拙笨。其时间可追溯至1933 年夏季，即父亲马尔库与母亲珍妮塔在公车上的浪漫相遇，“灾难到来之前的最后的田园诗般的假日”，语言琐碎详尽细腻直追普鲁斯特，“开始前的开始”，马内阿如此称呼。他的野心在史诗般的家族传记，非单单讲述一个人的往事，对出生前的事物这般不厌其烦，对亲历的每一桩事件的迷醉与眷恋自不待言，如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红色乌托邦，父亲在佩日普拉瓦，母亲的眼疾与失败的婚姻，父亲通奸，他还特意用近十页的容量置放自降生以来居住过的房屋。文本里到处是繁复的涡流，细节的藤蔓，流水似的写作，一流作家马内阿从中浮现。碎片不等于停滞与乏味，相反，从文本伊始，只要潜心阅读，它会不吝啬地不断给你微微的颤栗，从尾骨扩散开来的快感，如“1945年4月，我是个9岁的老男人”，“直到5岁，我本人才成为一个公敌，一个不纯净的胎盘上的不纯净的产物”（“才”的使用精妙），更如“错误与妥协，甚至英雄主义都是可以原谅的，但保持距离难以得到谅解。”

与父亲马尔库对屈辱的缄口不语不同，在马内阿笔下，不曾有什么不能道出的事情，他是个习惯于笔和打字机的作家，也是熟练应用录音设备的生命记录者，他将母亲在病榻上的追忆完整地复制于书本，也果敢地把父亲简短的自述一字不落呈现出来，这并非作家的职业病在作祟，也非老年人接近病态的热衷历史的心理指引，当你读完这四百一十来页的作品，下意识要做的是朝上稳稳托住书脊及封面封底，唯恐脆弱的纸张因重负碎裂，马内阿盛放其间的事物如此沉甸，如水银如金属熔液。将过去的疮痂一个个在公众前揭起，置于显微镜下端详，所需的不仅勇气，更是一种超于痛楚仇恨的心境。《流氓的回归》与其说展现的是流亡者的痛苦与离乡背井的割裂，不如说在强调一种宽恕，坚强自信的宽恕。书中常常流露出作家对“受害论”的鄙弃，对“犹太人区的染疾”的排斥，“5岁的遭遇，是对50岁、60岁或600岁时免疫力不足的解释吗？”毁灭一位作家最有效的是躁狂与歇斯底里症，幸运的是，马内阿通过返乡之旅治愈了它们。

1986 年，马内阿离开罗马尼亚，辗转西柏林，继而美国，并写下愤怒的《论小丑》，可以说他的作家生涯才刚刚开始，尽管此前他已经是多部著作的所有者。1997年春，马内阿在友人的竭力阻拦下离开西方“天堂”，重返将他两度逐放的祖国，并于5月初回到纽约，短短十天，流亡者和作家马内阿却都获重生，“谁能回来，谁便会痊愈。”如果要为他的作家生涯用红笔勾出一个以时间为坐标的顶峰，当是2005年，《流氓的回归》完稿与付梓的年份。

《流氓的归来》【罗】诺曼.马内阿，邵文实梁禾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3月

本文刊登于《广州日报》2008年4月12日休闲周.博阅.B12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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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眼的决绝

@成刚 — Sun, 30 Mar 2008 06:16:36 +0800

很长一段时间，不同版本的《洛丽塔》出色地合谋绑架了他们的贵族老父亲——纳博科夫，在中国，这桩案件更悄然地进行，且极成功建构了它的正当性。要启程造访纳博科夫，开门迎接并跟你在客厅谈笑风生的准是绰约的洛丽塔，至于纳氏，你目睹的唯有他的部分基因在她身上的模糊显形，他的思想在她面庞上的深浅投影。近年，国内分批出版与列上日程的纳氏著作18种，无疑是最周密的纳氏营救行动。

纳博科夫被他最得意的著作之《洛丽塔》吞入腹中多年，如今能否反戈一击全身而出？这并非街市殴斗，数量多寡不足以定乾坤；更非穷窘人家的饭桌，单一食物酿就的不单是发育迟滞，惯性的怠惰、保守、无求知欲才最致命。

若说《洛丽塔》骚动着热带密林中狂暴且丰沛的雨水，《微暗的火》便倾斜成蓝色雾霭中高深莫测的湖面；《魔法师》积聚了春夜公园里轮滑般的轻扬与惘然，还有那一股子疯劲；《透明》如在室内眺望雨中的远山茂林，它们在辉映天光的窗玻璃上弯曲为水痕，迷蒙抽象；《眼睛》灵光机巧令人心动，犹如最后的月色掉落天边凝缩的规则晶体。且来谈这小巧的一本。

如果福克纳是在描绘邮票，纳氏写作《眼睛》则是微距作业。一脚踩着晶细的银针翩跹起舞。书中人八九个，屋宇仅四五处，其中三两间长期置于事外。八九个人，一间房，他们会干些什么？能干什么？正好凑成麻将两桌，真正在做的事不比搓麻将更有趣味更有益智力。柏林孔雀街五号，一群流亡者，夜夜浸在旧风习习的俄式家庭聚会上，谈天，说地，谈情，说爱，或者不说什么。其中一位斯穆罗夫，魏因施托克书店的新店员，苍白忧郁，风度翩翩。

又一个不擅交际缺乏运动天份有点笨拙的男人。在其他一些作品中，同类型的男人仍是纳氏最爱，他们变身为休.伯森（《透明》），约翰.谢德（《微暗的火》），假设强暴是某种古怪的运动，《魔法师》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或许也可归入这一类。他们身材高大，笨手笨脚，登山气喘如牛，滑雪手忙脚乱，球类运动中的低能儿。休.伯森打网球很见水准，不逊于专业人员，却未赢过一场比赛，他要求完美的平衡击球姿势，在酷烈的现代竞技中等于是弃械投降。

是将纳博科夫童年少年完整覆盖的西伯利亚气候作祟，还是纳博科夫出身使然？他笔下人物看似不幸推开现代暗门的中世纪贵族，卷发，细裤腿，肤色苍白，表情落寞，神经质，格格不入。不可救药的是他们水饺般一个个扑通扑通爱上了红巾不让须眉的体育悍将，休.伯森爱上嗜好滑雪的阿尔曼达，《魔法师》中的“我”一眼迷上踩着旱冰鞋的十二岁的女孩，斯穆罗夫的心上人万尼亚足不出户，却拥有一副俄罗斯女性惯常的健硕体格。他们爱上了她们，但无法融入与她们相谐的社会。

一切都将一团糟，姑娘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离开，或从未被得到。斯穆洛夫是最佳典范。在不足十人的流亡者小圈子，他远不算游刃有余，周围竖起一堵堵玻璃墙，反射他的影子，时时给他碰壁的痛苦。他发表对俄国革命的激进言论，遭和平主义者玛丽雅娜.尼古拉耶夫娜反唇相讥；他杜撰扣人心弦的英勇事迹，被冷森森的穆欣识破；他爱上睫毛妩媚的万尼亚，却因糊涂的帕沙大伯会错意空喜一场；为探明万尼亚心意潜入其宅邸险露马脚，他为万尼亚恍惚时，她已心有所属；一个跟他私通的赫鲁晓夫家的女佣带给他性爱愉悦也给他戴上窃贼污名；为得知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对他的印象截获后者寄友人的日记，发现男主人赫鲁晓夫也认定他是个下流胚。在柏林的同胞中，斯穆罗夫处处被冷落。一个乏善可陈的故事。

天才厨师纳氏，一样的土豆胡萝卜加一段葱白，却让食客们瞬间味蕾焕发。每部作品中他都撒些许通俗小说元素，在《眼睛》中，通俗不是佐料，茁壮为作品的骨架，最平庸的侦探小说的桥段都能在其中觅得踪影，纳博科夫不讳言，他确实“戏拟侦探小说的结构。”

诀窍在他的硬心肠，第十五页，纳氏唆使俄裔青年“我”把枪口对准心脏，他死了，“就像沉入无底的水中一般”。剩余七十五个页码，该拿什么去对付？我们被牵着一路读去。撇开自杀青年不说，纳氏只复苏了他的思想，借“鬼魂”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同时斯穆罗夫首次踏进孔雀街五号。“我”俯瞰着他们，兴致满怀，如自己也参与其中，兴许“我”就是爱上倒影的纳喀索斯。随着斯穆罗夫的不快事连连发生，“我”渐离旁观的座椅，纳氏对节奏的掌控老练克制，没人能看出端倪，就像不会有人发觉蔬菜在黑夜自然生长。

小说第六十九页，斯穆罗夫唐突质问赫鲁晓夫银鼻烟盒丢失事件受辱，也即万尼亚婚前正面回绝斯穆罗夫求爱前，“我”正式代表斯穆罗夫亮相，悬疑冰释，斯穆罗夫确是自杀的俄裔青年！是从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中逃逸的魂灵，还是自杀未遂？已无足轻重。在屈辱的极限，斯穆罗夫声嘶力竭地呐喊：“生活，烦恼而沉重，充满常见的折磨，又要把我压垮，并且粗暴地证明我不是一个鬼魂。”“我”奔回自杀的现场——曾租住的房间，看到了子弹在墙上留下的暗印，再度确认自己已死，长舒一口气。顷刻，“世界立即恢复了它令人踏实的无足轻重的状态——我又身强体壮了，什么也伤害不了我。”

对他，斯穆罗夫，死亡是一具黑漆牛皮铠甲，护头护脚，武装到心脏。活着反是天大的噩耗。要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来处理，这个小长篇可能以荒诞、魔幻、传奇而闭幕。纳氏迥异，现实中略带冷酷，他无声地剥掉斯同穆罗夫连皮连肉的铠甲，脸盆架上的新水罐泄密给读者：斯穆罗夫活着！迷糊中子弹击碎旧水罐，射向房间内壁。枪声里，斯穆罗夫欢庆自己已死，后来再度确认死亡的狂喜中他瞄了眼新水罐，无太多思考。

可怜人斯穆罗夫窃喜裹着厚厚的牛皮，刀枪不入，不料身体精赤，比从前更瘦更弱，更不堪一击，他居中央载歌载舞，我们在围观，纳氏边敲铜锣边吆喝：看啊，看啊，这就是……！

鸟山石燕《画图百鬼夜行》中有独眼的和尚目一坊，山神沦为妖怪，破落为寺里和尚的幽灵，一脸愁容。纳氏更决绝，斯穆罗夫最末的心愿仅是做一只眼睛，一只孤伶伶的无肉身可依附的眼睛，“不做别的，只做一只略带玻璃色的，有点儿充血的，一眨也不眨的大眼睛。”纳氏终于破题！故事在结束的地方开始。切记，在他的书中，别试图总结哲理。

《眼睛》【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1月

本文刊登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30日阅读周刊.文学.GB20版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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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侦探纳博科夫

@成刚 — Sun, 23 Mar 2008 06:41:16 +0800

有一则传闻，纳博科夫成名作《洛丽塔》涉嫌剽窃，至少灵感嫁接自他人。纳博科夫在籍籍无名的年头里，偶得一本有关恋童癖的小说，当时只是读读罢了，没刻意往心里去，到面对打字机盘算着写个什么书稿时，这故事便浮出记忆，顿时非同一般。并传《绝望》是他对早年不光彩行为的公开忏悔，《微暗的火》中也留下了蛛丝马迹。有鼻子有眼。

有了这个八卦做底子，三月里读书就平添了一星半点微妙的侦探味，可谓文本外的乐趣，意外所得，随书附赠品。小道消息的生命力或价值何在，这应是其中之一。珠圆玉润不着痕迹如纳博科夫，读他的作品还真应从外找个有争议甚至子虚乌有的线索突破，要真的找不着头绪，自造一个未尝不可，尽管往往要背上误读的恶名。据说，纳氏喜欢读侦探小说，我的解读方法可算歪打正着。

纳博科夫最妙的侦探体小说当数《眼睛》。用“侦探体”来定义，是指在这部小长篇中可发现最平庸的侦探小说最惯用的手段，偷情，暴力，自杀，争风吃醋，跟踪偷窥，不一而足。男的高鼻梁，面色苍白的高贵。女的金色卷发，挂一双肉嘟嘟的腮帮子。神似的是整本书简直是浸在酒水里，映着交错的觥筹，凌乱的人影。人皆是有闲有产者，这跟一般的侦探小说别无二致，想一想，发生在无产者阶层里的侦探故事多么缺乏美感，缺少娱乐精神，也无法满足种种人性特点。

三分之二的篇幅有足够的理由验证纳氏是侦探小说行当的新手，细节暗示，悬念设置，节奏掌控，都很到位，泄露他身份的是其出色的语言能力，很少有侦探小说作者语感这般出众，他们个个急不可耐，拖着情节撒开双腿向前跑，很少注意跑步的节奏和音色。纳博科夫不然，他边跑边侧耳倾听脚下响动，难免步履迟滞。《透明》里，纳氏写了一个类似的人物，休.伯森。此君重身姿轻成绩，打网球很见水准，不逊专业人士，却未赢过一场比赛，他要求完美的平衡击球姿势，在现代竞技中等于弃械投诚。

文学顽童纳博科夫，一生都在大声嚷嚷着，“狼来了！”，如狼真的现身，那就不是文学，也非纳博科夫。读者若在《眼睛》中看到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式或约瑟芬.铁伊式的收尾，这部小说不过是无数不出奇的侦探小说习作之一。小说的归宿本可朝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胡安.鲁尔福的方位走，荒诞、魔幻、传奇，或鬼话连篇。纳氏迥异，现实中略带冷酷，以不乏诗意的手段，撕烂善意的可能性。拿一般定义上的侦探小说审度这个结局，它无疑很不专业。倘若侦探小说最终诉求是真相，《眼睛》要比多数侦探作品更专业，什么比近乎粗暴地展示人的处境更为真实？

原计划介绍纳氏四本书，实际上重点仅在最精致单薄的《眼睛》，当然也提及《透明》，一个跟书名完全颠倒的故事，但就其整体气质，又非常吻合“透明”二字，像瑞士松林中的一颗琥珀，缩小并保存了那个动人的年代，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灵感，我称它“沉默的证人”。（当然，这是一本不错的作品。）小说天生就是证人，高下在于其是否诚实，需注意，摄影式写作恰与诚实背道而驰。纳氏作品的情节，我不想多交代，纳博科夫并不耽于虚构故事，但他的故事结构却不马虎，若拎起一根线头，我将遏制不住来个彻头彻尾的文本分析，把线团层层剥离。

到底纳氏剽窃的传言是真是假？我们似乎并未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也无法求解，如有人要牵强附会地举证《微暗的火》、《绝望》是纳氏的自我拯救，那么，《魔法师》又作何解？一位中年男人迷上一个踩着旱冰鞋的十二岁的小姑娘的故事。纳氏称它为《洛丽塔》的“轻微脉动”，灵感产生自报纸上一则猴子画画的新闻，这无聊新闻与畸恋有什么牵连？让人相当费解，但我相信这一说法胜过剽窃事件。道不清来龙去脉才是文学，倘若拿了鸡蛋孵出小鸡，这是普通的生物学现象。如何平衡说得与说不得，是纳氏作品与侦探小说最大区别，而非桥段的共享。

本文刊登于《晶报》2008年3月22日晶报图书评论.书语.C05版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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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挽歌

@成刚 — Sat, 22 Mar 2008 06:55:08 +0800

英国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国内被封“阿婆”，这昵称含义分三层：年纪老迈，一个生于1890年的女性有绝对的资历担此称谓；其在侦探类型小说历史上的祖母级地位，仅次于前辈爱伦.坡、柯南道尔、和莫里斯.勒布朗；足见东方读者对阿加莎的尊敬与喜爱，当其去世已满三十年，依然阿婆、阿婆地称呼。

侦探小说我接触的不多，阿加莎.克里斯蒂是第一个，如果将侦探小说限定在狭义的范畴，阿加莎和柯南道尔称得上是我较熟悉的作家。纵使启蒙如阿加莎，如今仅剩下粗疏的印象，以前因是追着故事跑。

重读阿加莎如故地重游，把节奏缓了缓，果然有新发现。以《沉默的证人》为例，其情节今天看来十分老派，借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可说是“维多利亚式。”故事时间是1936年前后，地点在伦敦郊外的马尔凯特.贝辛镇，一位典型的英国老小姐——埃米丽.阿伦德尔，和三个觊觎丰厚遗产的侄子侄女之间的故事，阿伦德尔小姐在故事的五分之一处就死了，三十多万英镑旁落贴身女佣——劳森小姐。最终侦探波洛以惊人的智慧和推理能力找出真凶。只看梗概，无疑是最乏味的故事。

慢下结论，侦探小说不等于单纯的故事。勿论怎样扣人心弦，没有故事能耐得住重读，如同没有一块马蹄铁能经受砾石路面的反复考验。一本书能让人再次拾起，是被故事外更难以道明的某种事物吸引。侦探小说遭文学理论家冷眼，因为他们很难在其中找到更长寿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来不及读完小说就结论先行。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年代，处在侦探类型小说的巅峰。各类引人入胜的题材远未被作家们采掘，各种最能讨巧的桥段多是首次投入使用，读者相对而言是一张白纸，一块空地，没有废墟来妨碍侦探小说作家们工作，这时距爱伦.坡1841年发现这块文学新大陆尚未满百年。具体到《沉默的证人》，可以说，因遗产而犯罪的案件尽管历史久远，印作铅字遍布书肆才刚刚起步。这些不是最关键因素，否则如何解释现代的人们对阿加莎念念不忘？

细心观察，不难发现侦探小说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唇齿关系，当理性主义危机爆发之际，正是侦探类型小说走下坡路的起点，我们不能断定侦探小说全然依赖于理性主义，就像人们拒绝承认文学是思想的派生物。侦探小说日渐式微，秋风瑟瑟，但它并非正走向死亡，在故事结构与理性主义外，富含着某些更隐性更有营养的事物，它们和上面中提到的“更神秘难以道明的事物”基因相同。

《沉默的证人》中，多变且难界定的事物至少有两样，即“历史感”与“人性的洞察”。前者散见于书的前半部，后者多潜藏在后半部，这里使用粗暴的“二分法”绝非否定书的多义与有机，任何一部杰作必然是多义而有机的。现在重点谈谈前者。在书中，我们不难察觉年轻人们对姑妈遗产的处心积虑及不择手段，正是部分现代人对待历史的典型态度。第一段中，阿加莎明快交代了埃米丽.阿伦德尔一生，“她是他们家族最后一个去世的”，阿伦德尔小姐是一个即将逝去时代的代言人。

阿伦德尔家族世居的马尔凯特.贝辛镇，距伦敦仅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但依然保持了“旧时的遗风和宁静”。侦探波洛和朋友兼助手的黑斯廷斯第一次驾车来到小镇时，阿加莎专门为小镇安排了一段美妙的独白：“我曾经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对于任何有理性和有教养的人而言，我风采依旧。让这个现代告诉发展的世界沿着新式的道路飞奔吧；自从我被建成的那天起，就象征了团结和美丽，一直传承到现在。”埃米丽.阿伦德尔是小镇上最受尊敬的人，自十六岁，她就没离开过这个小镇，如福克纳笔下从未走出老屋的艾米丽小姐。（《给艾米丽的玫瑰》）

埃米丽.阿伦德尔小姐死于何人之手？一个“有教养”、宁静的旧时代将被谁来葬送？阿加莎的安排耐人寻味，在处理这一环节时，她不独表现出作家的忠诚与智慧，同时把自己对历史的思考暗注其间。谋杀埃米丽.阿伦德尔的真凶不是放纵奢华的特雷莎，也非挥霍又迷人的浪荡子查尔斯，更不是嫌疑最大的意外的遗产受益人女侍劳森小姐（阿伦德尔小姐的同代人），凶手就是性格古怪、沉默寡言的女人贝拉，死者的侄女。一个向往现代生活终不可得的“可怜女人”，一个模仿新潮女郎特雷莎的装扮却不伦不类的“有点土”的女人。无所顾忌地割裂历史的正是在通往现代化的路上彷徨失措者。

1930年代，当现代化浪潮风生水起时，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便敏锐诊察到现代化的危险与症结所在。《沉默的证人》应该不是一曲献给往昔的挽歌。

《沉默的证人》【美】阿加莎.克里斯蒂，韩英鑫吕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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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锋蓄势在早春

@成刚 — Fri, 21 Mar 2008 06:12:22 +0800

一八九七年如书法里藏锋一笔，为下一世纪暗暗蓄势。是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宋美龄诞生，戴笠降世，“庚子拳乱”行将爆发，八国联军的牛皮靴叩击国土的声响隐隐可闻。这年深秋，萧公权先生出生在江西南安县上田村，又一个孑难的见证者和思考者。忽忽七十二载，已是一九六九年的华盛顿大学，这里，萧先生提笔替他的自传取名《问学鉴往录》，学问的衣衫，抖抖，落英缤纷，尽是历史。

本书以萧公权先生四十二年求学与教学生涯贯穿始末。私塾启蒙，去基督教学堂受教，往清华深造，继而留美求学密苏里、康奈尔两所大学，抗战期间辗转于国内数所大学，野鸡大学如国民大学之流，也有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川大，1948年，受聘华盛顿大学十九载。循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学人、一个时代，甚至近代中国渐次丰润成熟。

园林讲究曲径通幽，赏梅欣赏旁逸斜出。《问学鉴往录》的精髓不在年谱式的爬梳，怀旧式的描摹，档案式的收藏。对历史事件、宗教、新文化、为人为学的态度与评述更耐玩味。语调谦谦，笔法含蓄，措辞平和，“幸运”等感恩的字眼不时涌现，这些并非冷硬的文本分析术语所能剖析，更非老人们与日俱增的宿命论的现身。

按照族谱记载，上田村萧氏本是名相萧何后裔，先生出生时，其家族孜孜经营商行“怡丰号”已达百年，此种出身使他得以自内透视大政治气候下的经济状况，如“庚子拳乱”以降商业颓败、十九世纪渐趋普遍的官商通气现象、商人捐官的风行（萧先生孩提时，家人替他捐了个 “主事”的京官，以期他二十岁时进京就职），以及开明商贾对新学与思潮的敏锐。

萧先生读私塾的一桩小事对他从事政治学研究颇具深意。辛亥革命第二天，何姓塾师给他一个大胆的习作题目，“革命非叛逆说”，对政治形势的密切关注，精准判断，不禁让今时的我们对迂腐塾师的印象一扫而光。对公权先生，这五字影响至深，埋下了了最基本又至关键的政治信念。萧家的开明环境，其七叔父搜罗并践行的格致书籍，其父珍藏日本出版的《民报》，一起为这个迁居山城的少年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空间的暗门。

若说少年萧公权是在门后窥望，青年的他则完全置身一片簇新天地间，在新大陆高等学府攻读政治学的七年，也是他的思想与人格日益丰盈、特立的时段。西方文化的耳濡目染，并没有推他站在几成潮流的“新文化”运动一边，他持保留态度，萧先生温和批驳“新文化”攻击家庭太偏激，“‘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百年中国最彻底的革命属家庭革命，纲常秩序被尽数抽离，人们误认自断肢体为进步，家庭问题由此丛生。“这场革命并没有直接给人带来幸福，而是给人制造了独立追求幸福的自由空间。”（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反观近来种种，萧先生当年的洞察与结论让人叹服。

公权先生的婚姻也是建在理性的家庭观的基础上。跟多数同代人相仿，他的亲事也遵循父母命媒妁言，遵守门当户对的规矩。订婚那年，他未满十六岁，她才十二岁。在留洋学生回国后肆意解除家庭婚约的风气下，萧先生致信不曾谋面的未婚妻以相互了解的行为无疑睿智且慎重， “婚姻是否美满，主要关键在当事人是否有志愿，有诚意，有能力去使之臻于美满，而不在达成的方式是自主或包办。”其时，胡适对婚姻的看法及其与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对先生的决定具有示范作用。“困顿吾何恨，亲朋赞妇贤”、“灯幔夫妻话，书窗子女歌”，足见先生抉择不谬。

“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熊十力这番言论标的是学界陋习，同样适用别的领域，如家庭、婚恋等。反之，缺乏独立的家庭与婚恋观，学术思想独树一帜不啻痴人说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界兴起研究“近代中国”、忽视民国及其以前历史的倾向，政治与商业利益在背后推波助澜，学生教授趋之若鹜，当此境况，有人规劝萧先生改弦易辙，转变研究方向，萧先生婉拒了，他的理由冲淡幽默，“何必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呀？留几个坏的在外面罢。”一时的风气，又哪里能够左右真理甄别好坏？

一个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深有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的历次挣扎与突围的当事者，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回顾思索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思想者，对青年人，对革命，他抱着怎样的看法？公权先生在1947年撰写的评论文章《大学生的抱负》，明白陈述了他的观点，“今天你们看不顺眼的‘革命’对象，其中有一些在从前也从事于‘革命’。今日中年以上的‘落伍’分子，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对于个人，‘出路’也不见得比你们更欠精，有关爱国忧时的呼声不见得比你们喊得更欠响。”抛开先生把失败归结为青年的抱负与意志的结论，所引的几句的确特到独至，言中肯綮。

要用寥寥几笔勾勒公权先生的为人为学，不外乎“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辩”。去年让我最倾心的学人传记当属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当时在岁末。今年我在柳树发芽的季节便遇见了萧公权先生《问学鉴往录》，一本藏锋蓄势的书，好运来得真早。

《问学鉴往录》萧公权著，黄山书社 2008年1月

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08年3月21日书评周刊.社科.C15版有删改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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